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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九年四月中旬的一天，蔡伯多禄带两个“病人”上哆罗夷馆请哆罗医生看病。他们是陕西的天主教徒焦振纲和秦禄，特意来广州恭请哆罗主教派西洋教士上陕西传教。哆罗叫焦振纲等返回，在陕西做好接应。修书一封由蔡伯多禄带给澳门主教，让四名在澳门接受汉语强化训练的意大利圣方济各会教士来广州，准备深入内地传教。

亚多等四名意大利教士在十三行呆了半个月，他们的进京请求被督抚毫不通融地驳回——其实他们没打算进京，而是实施哆罗与蔡伯多禄精心策划的障眼法。五月下旬，他们拿到粤海关办理的粮驿道路引，背着藏有“教器”、“邪书”的沉重背囊登船重返澳门。重返澳门只是个幌子，他们乘船离开广州不久，便弃船走陆路，在蔡伯多禄等教民的带领下踏上北上的征途。教民李刚义打前站，带哆罗主教的信联络沿途的教民，协助护送。

广州至京师的官道，既有奉诏进京效力的洋传教士北上，也有被驱逐回广东转道回国的传教士南下，外国人来往不算一件稀罕事。一路上畅通无阻，偶有官差盘问，蔡伯多禄敷衍几句便顺利过关。他们偶尔住进教友家，但多种情况是自己解决住宿，到破庙、牛棚或者屋檐下夜宿。

护送传教士采用接力的方式，下一程，由湖南湘潭教民周正等人护送，一干人于七月到达湖北省樊城。刘绘川等湖北教民在此恭候，准备穿越鄂西直接进入陕西。他们渡汉水进入襄阳时，受到绿营兵截获盘查，刘绘川声称四个碧眼尖鼻的同伴是大清边民，准备路过陕西回西北老家。当时民众起事刚被弹压，绿营游击十分警觉，命令营兵搜查，从他们背囊中发现十字架等传教“邪器”和夷文“邪书”。

八月初，绿营官兵将十余名疑犯押往武昌，湖广总督特成额亲自审案。严刑拷打下，教民纷纷招供。特成额大惊亦大喜，此乃邀功请赏的上佳机会，立即上奏朝廷。

乾隆见折龙颜大怒。密遣洋教士深入内地传教的始发地是广东，乾隆在朱批中斥责广东督抚等地方官，“哆罗私遣多人，潜往内地传教，（你们）漫无觉察。”乾隆尤感惊诧费解的是，“西洋人面貌异样，不难认识，他们由粤赴楚，沿途地方官吏为何一无稽查，至襄阳始行盘获？”

乾隆自然联想到前不久发生的“聚众谋反案”，朝廷调兵遣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平息下去。乾隆神经过敏，将两件事联系到一块，认为内外勾结，乱我中土，性质比乾隆十一年的福建教案要严重得多。在福建传教的教士，仅仅是乱我名教，蛊惑民心，现在竟发展到策应谋反的地步！

乾隆下令详讯被捕的传教士，将所有接送过传教士、为传教士送信、留传教士住宿的中国教民一律“逮捕究办”。并查明罗马当家派往陕西传教者，究竟要传与何人？严饬各地官员“按名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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