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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扩大广东清剿邪教的战果，孙士毅举棋不定。倘若敷衍了事，广东外洋贸易可保，但巡抚及署理总督的位置难保；反之，保住了官位，必须赔掉广东日趋繁荣的外洋贸易，孙士毅还会成为广东的千古罪人，受到口岸商人和后任督抚的唾骂。

经反复斟酌，孙士毅决定仿效潘文岩自缴议罪银。他先召来布政使陈用敷、按察使姚棻，说通了两名属官，然后上认罪折，自咎广东督抚、司道官员及意籍教士途经府县官员严重失察，甘愿罚一年俸银及半年养廉银。以罚赎罪，是和珅的一大发明，乾隆尝到甜头乐此不疲，朱批：“知罪可训，着督臣收齐银两交户部。”此时，协办大学士和珅出任吏部尚书，仍兼户部事。这笔巨银自然交给和珅，部分用于乾隆帝用度，部分中饱和珅的私囊。

广东地方官无一受到行政处罚。湖南湖北不得不效仿广东，从湖南湘粤交界的宜章县，一直到湖北襄阳前一站的南津县，沿途地方官及省城官员统统自罚银两。乾隆及和珅财源广进，共收到七十万两银子。

乾隆五十年三月，哆罗教案审结，查明天主教西洋教士及中国教民，与国内民众谋反毫无关联。但是，西洋邪教传播范围之广，潜入内地的传教士之多，藏匿时间之久，信教刁民之众，令乾隆帝夜不能寐。尤其是梅神甫、安多呢等西洋教士，藏匿山西、山东达一二十年之久。乾隆谕称：“此案本应按律定拟，将该犯等即置重辟，第念伊等究系夷人，免其一死，已属法外之仁，未便仍照向例发回该国惩治。因令刑部将各该犯牢固监禁，以示惩儆。”

十八名西洋传教士全部囚禁在京师大狱。乾隆着广东巡抚孙士毅，将审判结果下达给在广州贸易的西洋商人，“详悉晓谕，使他们咸知感惧，益加小心，恪守内地法度。”

对于华籍教士教民，惩罚则要严厉得多。华籍教士抄家入官，流伊犁给厄鲁特（蒙族）为奴；延请接引意大利传教士的教民，流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信教民人也都酌情受罚，最严厉的流伊犁与厄鲁特为奴。

罗马教廷在中国的传教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在京效力的西洋教士积极营救，乞求中国皇帝高抬贵手，宽恕他们。恩威并举是大清夷务一贯的方略，十月八日，乾隆下恩赦令释放囚禁的西洋教士。只有十二名夷犯沐浴到天朝皇帝的恩典，另六人死于京师大狱，其中包括五十三岁的罗马当家哆罗。

孝敬贡银

乾隆四十一年倪宏文商欠案，对行商横征暴敛的粤海关未代赔一两银子，而广东地方官一个不漏自掏腰包替倪宏文代赔所欠外商的银债。自此，地方官与粤海关交恶，在李湖任广东巡抚期间，地方与海关的关系恶化到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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