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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进而以为，秦亡过错的首因在于始皇帝。他说：兼併天下的人崇尚诈计武力，安定危乱的人重视顺应平衡。攻取和守卫、开创和守成，事业不同，思路方法也不一样。然而，始皇帝结束战国统一天下以后，思路没有调整，政策没有改动，思想依然停留在战国，继续用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处理建设巩固的新局面，完全是药不对症，犯了攻守势异的政策性错误。这种施政的结果，激发国内外的种种矛盾，使秦帝国始终处于高速运转的状态，民生困穷、紧迫而不得安宁，形成人心思乱，乾柴遍地的「危民」态势。

二世即位以来，天下人民殷殷盼望政策有所变化，希望新政府能够纠正始皇帝政策的偏差，减免赋税徭役，宽缓严刑峻法，使人民安居乐业。然而，二世不明察形势，不顺应民心，顽固坚持始皇帝的既定方针，骊山始皇帝陵尚未完工，又追随始皇帝故辙巡游天下，承接始皇帝遗业重开阿房宫工程。滥施刑怯，杀宗亲，诛功臣，臣民困苦绝望，上至公卿大臣，下至庶民百姓，人人自危不安。从而，陈胜揭竿而起，登高一呼，宛若火星点燃乾柴，天下回应成燎原之势，举国动乱成不可收拾的败亡态势。

嬴婴即位以后，仍然没有觉悟，孤立而没有辅佐，救败而没有方策。假若嬴婴有平庸的才能，能够得到中等人材的辅助，只要能够固守关中，依据险要的地势，就能够将诸侯各国阻止在秦国本土之外。由此秦国可以休养生息，重振国势，再创伟业。

我读历代有关秦亡的历史总结，就贴近历史具有真知灼见而言，没有超越贾谊〈过秦论〉者。贾谊出身于汉高帝六年（前二○一），也就是刘邦击败项羽，再次统一天下的第二年，以时代而论，他是汉初的人，时间紧接秦末，历历往事，如在眼前。贾谊是洛阳才子，他的恩师是河南太守吴公。吴公是秦丞相李斯的学生，也是李斯的同乡，对于秦朝末年的佚闻掌故、风云人物，可谓瞭如指掌。贾谊年少受吴公赏识，多受吴公教诲栽培，他对亡秦的了解感受，都是直接的言传身教。贾谊受吴公推荐，出入于汉代宫廷，他受宠于汉文帝刘恒，参与诸多重大的政治决策。贾谊站在汉朝政府的立场上总结秦亡的经验救训，以史为鑑，为文景之治製作规划蓝图，他的〈过秦论〉，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资治通鑑的实施。正是由于贾谊身处这种特殊的环境，决定了〈过秦论〉对于秦亡的历史总结，无与伦比地贴近历史，其真知灼见，历两千年而生鲜活力不减，经世致用如在眼前。

不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局限。过于远离历史，可能因为时代的久远而失真，过于贴近历史，也可能因为利害的纠葛而偏颇，特别是当我们处理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文明的时候，有些真相和教训，需要岁月的荡涤，时间的冲刷，方才能够显现出来。

我整理秦末的这一段历史时，深感那是唯利无耻的英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人唯利是图，个个急功近利，周围都是生死搏斗，到处遍布尔虞我诈，成者为王败者寇，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杰们，何曾有暇于道德伦理。李斯入秦，先投靠吕不韦，吕不韦败亡，他紧跟秦王政。李斯向秦王政推荐同学韩非，又进谗言毒杀这位旧日同窗。沙丘之谋，李斯与赵高联手伪造遗诏，消灭政敌扶苏和蒙恬、蒙毅兄弟。当赵高与二世亲近而自己被疏远时，他又与老臣们联手欲诛赵高，结果反被赵高设圈套陷害。一切唯利是图，没有丝毫仁义道德。项羽与章邯在安阳结盟起誓，接受二十万秦军投降，三个月后，又在新安将投降的秦军活埋了乾淨。有何信义可言？只是为了眼前的打算。刘邦与赵高合谋杀秦二世共王关中，与秦军约降后再突然进攻。有何信义可言？都是阴谋诡计。

在那个时代，角逐于历史舞台上的政治人物们质朴势利，不受道德伦理的约束，他们以为人生的根本在于利益，利益的所在，就是行动的所在，利益与道德无缘，当利益与道德不合的时候，抛弃道德。而道德伦理的规范建设，迟迟要到汉王朝建立近百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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