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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他重申西汉武帝时制定的“阿附藩王法”和“左官之律”。

这两条法律读起来有点拗口，原文也无从查考，但从后人的研究和考证完全可以知道大概意思。

汉武帝刘彻作为刘邦的重孙，是个擅长政治角力的强势皇帝。刘邦对功臣先大肆册封，再大肆打击引发的政治乱局，到他这儿才收拾个差不多。

在跟王侯过招的时候，汉武帝为了从国家法律的层面和从上层建筑的层面上加强对王侯们的管理，制定并且很好地实施了这么两个法律。

也正是这两个法律，保障和配合汉武帝“推恩令”的实行，才逐步解决了王侯们叫板朝廷的政治局面。

对于先祖成功的做法，刘秀当然要实行“拿来主义”。

简单地说，“阿附藩王法”就是规定对于王侯的权势过限，王侯追求法外利益，以及其他人阿谄王侯，或者对王侯不法言行知情不举，要以重法惩处。

“左官之律”则是干部人事法规。

“左官”是指在王侯封国任职的官员。该法规规定，在王侯封国任职的干部，其职级以及各方面待遇都要低于类似的在朝廷及其地方政府任职的干部，还应该受到歧视；在王侯封国任职的干部转任朝廷及其地方政府的干部，应该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这两个法律是很厉害的，前者严格限制王侯们追逐法外利益，搞小动作，后者严格控制王侯们延揽人才。

这样一来，刘秀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功臣的举措，大肆封赏的同时夺取实权，限制胡来，加上他本人有着别人无法取代的威望，始终牢牢掌握着中央集权和庞大的军队，功臣们都老老实实地交出军政实权，享受法定待遇，运用法定权力，老老实实，不敢越过雷池半步。

刘秀在处置功臣上是如此妥善自然，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主动交权，皆大欢喜——识趣的邓禹和贾复

邓禹作为刘秀的小学弟、首席智囊，史称刘秀开国的第一功臣、中兴功臣第一人。

自从河北发展以来，他殚智竭虑地追随辅助刘秀，刘秀对他的信任和宠爱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先后授予他多个军政要职，定都后又任命他为帝国首任大司徒，让他总理朝政。

在封爵赏赐上，刘秀对他极为慷慨大方，对他册封、定封都是按照侯爵的最高规格，给他的食邑也是侯爵中最多的。

天下基本统一以后，邓禹敏锐地觉察到刘秀治国思路的变化，认为刘秀想“偃干戈，修文德”，不想看到那么多功臣拥兵巨万在京城及其周边晃悠，就率先主动交出兵权，要求辞去军政职务，专心研究儒学。

刘秀对邓禹的表现非常满意，陆续罢免了他的多个军职，但仍然让他以朝廷高级顾问（奉朝请）的身份参议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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