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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看了这封信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并没有指责刘揆一。过了几天，又有几个士子走了。王代懿也有点坐不住了，常常对杨度和夏寿田嘀咕，埋怨老父亲主持下的船山书院没有生气，总是老一套，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夏寿田是一心一意遵父教，要在明春名登金榜，不管外面闹得如何轰轰烈烈，时务学堂如何名震海内，王代懿如何嘀咕，他都雷打不动，天天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地埋首于四书文试帖诗中。杨度本是一个热衷于时务的人，也早就想去长沙看看了，何况梁启超又是故人！

“先生，我想日内到长沙去一趟。”杨度和代懿商量了两天，做出了决定。代懿怕父亲骂他，不敢出面，怂恿杨度先去探探口风。

“晳子，你是不是也要去投奔时务学堂？”王闿运停住手中的笔，颇为惊讶地问。王闿运自己有一门特殊的功课　——　抄书。从十六七岁开始，他便立志将所有他认为值得反复诵读的书，不论经史子集，不论厚薄，也不论家中是否有，以及今后买不买得起，他都手抄一部。他认为经自己手抄后能记得更牢，领会更深。近五十年来，寒冬不停，酷暑不辍，闲时多抄，忙起少抄，凭着坚强的毅力，他抄了将近三千万字的书，仅这一点，王闿运也堪称当时学界一绝，令天下读书人倾倒。到了船山书院后，他又开始了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　明史　》的抄写。此刻，正在抄张居正列传。他放下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周妈为他泡好的冰糖红枣茶。

“不是。”杨度赶忙回答，“到长沙去，一来是想见见梁启超。那年在北京时，我和他交了朋友，他来长沙好几个月了，我不去看看他，心中不安。二来我也想劝劝刘霖生他们，想让他们早点回到先生身边来。”

“哦，是这样的！”王闿运放下茶杯，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说，“梁启超是个难得的人才。我虽然不赞同他的所谓民主民权，但我佩服他的文章写得好，很有煽动性，此人是一个很好的鼓动家。你有这样一个朋友，理应去会会。至于刘揆一等人，你大可不必劝说，人各有志嘛，我王某人难道还缺弟子吗？”

王闿运把左手边一叠已抄好的纸拢了下，顺手拿起一块龟形黑色大理石镇纸压在上面，问杨度：“几时启程，一个人去吗？”

“先生既然同意了，我明天就动身，代懿和我一道去。”杨度见书桌上砚台里的墨汁干了，便从旁边一个精致的小瓷瓶里倒出一匙清水来，拿起那支径长一寸粗的徽墨，为先生轻轻地磨起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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