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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学生们群情鼎沸之时，杨度独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安下心来认真研究对此事的处理。他广泛搜集资料，运用自己来日本后所学到的法律知识，通过详尽的解剖，写成了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粤汉铁路议》。

这篇文章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废合同议。从合同规定美公司所有之权利、义务及义务能否履行、权利应如何处分四个方面议论废合同的问题。二为立公司议。提出中国自立铁路公司，又建议铁路宜商办，不宜官办，由股东公推总理，而不由政府简放督办，宜兼用社债，而不宜专用国债等等。文章统筹全局，高屋建瓴，详密周到，巨细兼备，既有严谨的法律裁决，又有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当它在《新民丛报》上刊出后，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知识分子和政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日本留学生界更是对杨度渊博的法律知识和精当的分析能力甚为服膺。

星期天，刚来东京不久的杨庄和代懿、杨钧一起来到田中寓所。杨庄笑着说她已细细地将全文读过两遍，从中学到了不少打官司的学问，称赞哥哥是个好法官。杨钧则说，东京留学生界都说哥哥能处理好这么复杂棘手的粤汉铁路案，今后办理国事，再没有什么难题不能解决了。说得杨度心里高兴，他也自认已具备了主宰天下之才。

就在这时，慈禧太后借光绪帝的名义下达了大赦令。大赦令表面上是为了表示对慈禧七十大寿的庆贺，骨子里是想借此缓和国内十分紧张的政治矛盾。

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一事，使全国人民对清廷的腐朽进一步认清了，与此同时，也对两年前因变法图强而惨遭屠杀和迫害的爱国志士愈加怀念起来。慈禧自己也受了很大的震动，知道若再不应变，则国将不国。为此，在第二年回銮途中，便下达一连串变法的诏令。尽管有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几个明智疆臣诚心拥护，但慈禧这种其实是自我检讨的行为并不能挽回人心。朝廷上下对戊戌变法的志士们普遍予以伺情。迫于这种政治压力，慈禧不得已大赦天下：凡因变法之案而流放的可以回原籍，坐牢的释放回家，受牵连的免予处分，出逃海外的回国后不再追究。即使如此，也有三人不在赦免之列，那就是变法的首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多次在国内组织暴动的兴中会首领孙中山。

大赦令传到东京后，杨庄姐弟为哥哥的获赦而欢欣鼓舞，全家连小澎儿在内五个人在东京神田酒家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酒会。

“终于不是一个有国难投、有家难归的人了！”面对这一突然来到的喜讯，杨度在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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