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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康德黎先生，他可以救我，但怎样使他知道我已被公使馆囚禁的消息呢？我见与我打交道的工役是英国人，便和他用英语交谈，请他帮我发一封信给康德黎。他不敢答应，去问使馆的女管家霍维夫人。霍维夫人认为可以。我便写了一封未具名的信给康德黎。康德黎得知后，便和也曾任过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的孟生一起奔走营救。终于，英国外交部和警察出面干涉了，英国记者也来公使馆采访。清廷公使馆在伦敦大街上抓人的消息便在伦敦四处传开，舆论纷纷谴责。清廷无奈，关押我一半个月后终于释放了。释放后，我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出版，很快就有人译成中文。这下就有许多中国人知道有一个名叫孙文的人。清廷先想杀我，不料反倒让我出了大名。”

说到这里，孙中山爽朗地大笑起来。杨度从这笑声中感受到一种宏大的气魄。正是因为这种气魄，使得眼前的革命家虽屡经失败挫折，却不沮丧，不气馁，不屈不挠，对自己的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心。杨度想，孙中山的这种气魄，自己不曾具备，这真是一种先天的不足。他笑道：“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将欲害之，反而助之。”

“老百姓说得好，这叫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孙中山兴致高昂地说下去，“我决定在欧洲住一段时期，认真地学习别人的长处。我在大英图书馆读书，去博物馆参观，看他们的工厂，走访普通市民。正是在英国，我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义和拳起事的前一年，我从欧洲来到了日本。第二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清廷帝后西逃。我认为这是千年难逢的机会，于是派郑士良去惠州策划起义。惠州兴中会六百壮士集会誓师。但后来又流产了。第二次起义虽然又没有成功，但革命事业已渐渐进入人心了。因为京师的失陷、帝后的逃命，把中国的脸丢尽了，海外的华侨一提起满人无不咬牙切齿，都说这样的朝廷不亡，天理不容。就因为这样，他们都转而相信我一贯的革命主张，纷纷捐款资助革命。我们设计了一种券，上面写着银元数目。捐资多少，就发多少银元的券。革命成功了，可以凭着券去领银元，并付利息。从那以后，我们在经费上略好了一点。当然，总还是远远不够的，军火器械上花费的钱太多了。”

“听你的介绍，你是从甲午年就开始进行革命活动，到现在十一二年了，两次起义都失败了，自己又被捕过，同志也牺牲不少，经费也很困难。中山先生，我想问你一句，你在这十一二年备受挫折的岁月里，也有没有失望的时候？”杨度很认真地问。

“没有！”孙中山断然地说，“我从来没有失望的感觉，哪怕是在英国被清廷公使馆囚禁，与外界没有联系上的时候，我决定在返国途中寻一个机会跳海自杀。就在那种时候，对革命的前途我也没有失望过。我常常想，反满兴汉的大业，好比建筑一幢大房子。它需要经费，需要劳作，需要时间，但总是可以建好的，我们没有理由在建造的过程中，偶因不顺而对建成它有所失望。”

孙中山坚定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分外的响亮。杨度觉得这最后一句话，犹如木棒撞大钟一般，撞击虽然停止了，而声音总在耳畔盘旋。

从见面起到现在，都是孙中山说的多，杨度说的少，他在专心地听，专心地观察，他从孙中山的谈吐中发觉孙有一种不同常人的气质。观孙中山的模样，一表堂堂，儒雅俊秀，宛如一个饱学书生，但他指挥壮士豪杰揭竿起义，身陷危境，镇定自救，失败打击毫不气馁，世上有几个书生能有如此胆量和毅力？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关于国家政治，他一定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尚未说出，好比他刚才提到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就都没有展开谈，应该好好地听他谈谈。杨度这样想着，拿出怀表一看，大吃了一惊，时针居然已指到凌晨三点半了！

“中山先生，听你谈话，简直有如坐春风之感，不知不觉天都快亮了。我们且睡一会，醒来后再继续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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