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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揆一的热情仗义，使刘成禺很受感一动。他说：“霖生和我一起去北京，真是天遣贵人相助。军情瞬息万变，不能耽搁了，我们今天连夜北上吧！”

过会儿，刘成禺又说：“由杨度找夏寿田，再由夏寿田游说曹锟，这条路子自然是最捷近不过了。只是杨度过去是袁世凯的人，帝制失败后又装神弄鬼的，玩起什么披发入山礼佛参禅来，他会再管这些事么？”

刘揆一笑着说：“杨度这人我很了解。早年我们一起拜在王壬秋先生门下，在衡州东洲书院读书。他那时跟壬秋先生研习帝王之学，一心想做大事，出大名。东洲三百多个学子，就数他用世之心最强烈。正因为他极想用世，所以才会接受满人朝廷的征召，给他们制宪法，后来又去抱袁世凯的大腿。他本是竭力主君宪的，但要投袁所好，想依靠袁来做大事，不惜放弃原来的主张，鼓吹共和，调停南北。不料，他在袁政府里屡遭排斥，抑郁不得志，这样又将他逼到袁克定的门下，想通过扶持袁克定当皇帝，自己好做开国宰相。谁知美梦不成，却恶名远播，被政坛彻底抛弃了。”

刘成禺说：“照这样说来，杨度的确是个政治节操不好的人。”

“不能这样说，禺生。”刘揆一断然否定，“如何来衡量一个政治活动家的节操？我以为首先看的是他心中有无为国为民的大目标。有则好，无则不好。至于信仰、主义等等，只是达到目标的途径而已。目标不可移易，信仰、主义是可以选择的。另一方面，也不能太苛求一个政治活动家的个人功名追求。杨度诚然是功名心重了一点，但扪心自问，就是我们这些献身革命的人，又何尝没有出人头地的个人想法在内？假若革命者都是纯洁无私的话，何来革命党内部的斗争分裂？又何至于让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成果？革命党人尚且如此，又怎么能苛求于杨度呢？”

作为一个学养深厚经历丰富的老革命家，刘成禺能理解刘揆一这番对目标与途径、为国家做贡献与个人出头露脸之间关系的看法。他点点头说：“依你看来，杨度是个有大节的政治活动家。”

“是的。”刘揆一立即说，“这一点我坚信。早在东京时期，我就说过中国若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梁启超、杨度等人组成一个内阁的话，则是中国最理想的内阁，因为这些人都是既爱国又有才能的人。我相信杨度是在备受打击和误解的情况下才灰心失意学佛参禅的，其内心决不会淡漠政界。好比说，我现在也是闭门不问世事了，但只要一提起政治，我仍然会热血沸腾，不能自己。”

刘成禺笑着说：“正是的，若没有这股子热血，你怎么会陪我北上？不过，你是革命党人，与孙先生和革命事业血肉相连，杨度究竟与你不同，他会像你一样热心吗？”

“我想会的，因为他为国为民的心没有死。孙先生做的事是为国为民的，他会支持，何况杨皙子与孙先生是朋友。禺生，我还告诉你一件事吧！”

“什么事？”刘成禺怀着很大的兴趣问。

“我先写首诗给你看。”

刘揆一提起笔来，在纸上写出了一首七律：

茶铛药臼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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