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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四五年前著的《孙文学说》，杨度也曾浏览过。他对“知难行易”的观点并不能完全接受。他认为这个说法只能解释一部分现象，不能解释全部。《尚书》的观点也应作如是看。倒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比较可行。但是今天孙中山引用他的思想转变作为阐述自己学说的例子，又的确很贴切。杨度不得不佩服孙中山过人的机敏。他痛快地说：“孙先生的话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诚如你刚才所说的，君宪已经过三次失败，证明不能实行于中国。这一点，我们那年在永乐园的争论已成定论；共和一定会取得胜利，这点也是定论。不过，”孙中山目光注视着杨度，停了片刻，继续说下去，“革命还并没有成功。民国八年，北京发生了五四事件，各地学生代表汇集上海，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我那时也在上海，联合会成立后，我到他们那里去演讲，鼓励学生们不要怕挫折，争取最后的胜利。当时有个北大的学生领袖站起来对我说，孙先生，你的革命算不上革命，你的革命只是把大清门的牌匾换成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要进行彻底的革命。当时不少人认为这个学生领袖狂妄，至少是不懂礼貌，但我不这样认为。我立即回答他，你的话说得很对，我的革命一不彻底，二不成功，我和你们一道彻底革命。学生们听了我的话都鼓掌。散会后我又找到那个北大学生领袖，对他说，你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倘若我的革命早有你们这样的人参加，一定成功了。”

孙中山这种乐于接受批评的领袖气度和对年轻人期望甚大的长者风范，令做了五六年虎陀禅师的昔日政治活动家钦敬不已，心里说：有这样的领袖在，民主共和的革命事业是会成功的。

“孙先生，你刚才说不久就要回到广州去。请问，你到广州后将如何进行你的革命事业？”与那年东京永乐园晤谈时相比，彼此之间的地位，毫无疑问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时都是流亡异国的政治家，都是坚持自己主义的一派政治力量的领袖。现在，无论是讲实力，还是讲信仰，客观现实明摆着，彼此已不可能再平行了。杨度完全是以请教的诚意向孙中山发问的。

“皙子，我告诉你吧，我这次回广州后将有一番大的举动，中国革命的高潮将又一次到来。到时，国民革命将在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领导下，指挥着完全属于自己的钢铁军队，再次北伐，彻底扫除祸国殃民的军阀政客，统一中国，澄清政治。全国人民都将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按五权宪法办事，一个独立、自由、完整、安定的崭新的中国，很快就要出现在东方，屹立于世界！”

孙中山说到激动时，霍地站了起来，一只手插在西服裤袋里，一只手在有节奏地挥舞。杨度目不转睛地凝望着这位流落上海的南方政府大总统：快到六十岁了吧，几十年没有休止的艰苦奋斗，无以数计的错综复杂艰难棘手的军国大事，显然已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体健康，与东京会晤时相比，他的头上已增添了不少白发，脸孔也变得削瘦苍白，但精神却跟当年一样的健旺，尤其是这种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豪迈乐观的气概，不仅没有因屡遭挫折而减弱，反而比过去更为闳阔，更为雄壮。杨度深觉自愧不如。孙中山要扫除一切军阀，曹锟自然也在扫除之列，孙曹联合的计划，不知他有无兴趣。

“孙先生，你刚才说的前景，我想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会盼望着它早日来到。”杨度望着孙中山试探性地问，“扫除所有的军阀，自然是干净彻底，但要带来长时期的流血战争，假若现在曹锟愿意与你合作，诚心推举你出来重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则可以避免大规模的厮杀搏斗，使人民早得安宁。你愿意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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