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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北京政局又起巨变。直系内讧，冯玉祥倒戈，曹锟狼狈下台，各路军阀将北洋元老段祺瑞抬了出来，组成了一个既无总统又无总理的临时执政府。人们不知道如何称呼东山再起的段祺瑞，只好叫他段执政。这真是个不伦不类的称号，段氏闻之，啼笑皆非。

杨度对军阀政治心灰意冷，寄希望于孙中山、李大钊等人的民众政治。这天傍晚，刘成禺突然出现在槐安胡同。他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却给主人带来一则振奋精神的消息：孙中山有意在南方政府里为杨度安排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其职权将在袁世凯当年所给予的次长、参政之上，同时还请杨度为创办不久的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们讲授中国历史。刘成禺还告诉他，孙中山即将应段祺瑞之邀，北上进京，进京后再当面详谈。

无异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来，杨度心中的枯枝又获复苏。他在琢磨着：中山先生将给我一个什么职务呢？既然在次长、参政之上，是不是部长？抑或是哪个局的局长？要么是中山先生要实施其五权宪法蓝图，设立五院，委任我做某院院长？想想又觉得不可能。中山先生身边那么多为革命出生入死劳苦功高的战友，怎么会轮到我这个帝制余孽的身上？对了！他猛然想起，中山先生一定是要我做他的大元帅府秘书长。这个职位对我来说，是任之游刃有余的。中山先生的大业一定可以成功，我给他做几年秘书长，为革命事业立下功勋，今后同样可以做民国政府的院长、总理！“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说不定我这一生仍可以为社会做出大事！

他的热血又开始沸腾，激情又重新洋溢。杨度这时才清醒地认识到，万象皆空的佛门学说，不管他怎样苦苦修炼虔诚奉行，始终没有在身上扎下根基，而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思想，却早已深深地融进他的骨肉血液中，割舍不去，与生俱存！

杨度密切地注视着孙中山的行踪。

十一月中旬，孙中山偕夫人及秘书汪精卫等人一行由广州启程，途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长崎、神户，十二月初抵达天津。不料，孙中山抵津的当天下午便肝病复发。但事情太多，他不能休息，带病工作，病情日益严重。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扶病进京，受到北京各界两百多个团体三万余人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却不能下车与大家见面，只发表一个书面启事登在报上：“文此次扶病入京，遵医者之戒，暂行疗怅”，各方代表，昔日好友均“俟疾少廖，再当约谈”。

杨度看到这则启事，不便赴北京饭店探视孙中山，只有在每天打坐时默默地为他的健康祈祷，求佛祖保佑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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