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后的魏国法律如此之严厉，实令人惊叹！

实行这样的严刑峻法，有两个主要作用：一是打掉老世族的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约束人民，使之老老实实地生产、作战。这当然符合秦孝公的强国之愿。

而商鞅后来的变法，基本是李悝思想的具体化和放大化。特别是商鞅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壹”。

“壹”，是要求整个社会的思想和行动高度一致，将国家控制在政令统一的专制之下，如商鞅所说：“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见《赏刑篇》）又说：“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壹而已矣。”（见《壹言篇》）

这都是一个意思。

最触动秦孝公的，大概就是这个“壹”学说了。这无疑是要在中央集权制中，大大地提高君权，以强大无比的君权来控制整个国家。如此，就能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把老世族的势力剥离出去。

秦国的行政体制“壹”化了以后，保守贵族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设置的障碍及其惰性，就会被摧毁；国之富强，也就在眼前了！

——切中要害呀。

无怪乎秦孝公要听得三天三夜不合眼。

对话结束后，秦孝公决心已定：要重用商鞅，实施变法。但他仍有疑虑：秦之贵族，是与中央集权融为一体的，若变法受到贵族强烈反弹，恐怕实施不易。

按秦旧例，如有大事不决，要举行朝议，广泛征求意见。于是，秦孝公决定将变法与否，交付朝议讨论，以试探贵族的态度。

这场朝议，请了商鞅参加，反对派领袖是甘龙（秦国大夫）、杜挚两位，结果开成了一场辩论会。辩论会由秦孝公主持。

因为有翔实的历史记录，下面就让我们在两千年之后，来欣赏一下这场舌战实况，领略一下战国时代人们的精神风采。

秦孝公开场白：“卫鞅劝我变法，极言变法为强国之术，然而寡人恐天下有非议，而不能决定下来，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商鞅：“疑行无名，疑事无功。犹犹豫豫的，就既留不下名，也办不成事。而且……超凡脱俗者，定会受世俗诽谤；有独立思想者，必傲视小民。愚蠢者只看事情成还是不成，智者则从一开始就能看出苗头来。草民是不可与之谋划一件事的开始的，只可与他们共享事成之后的成果。高尚者必不和于俗调，成大功者跟老百姓有什么可商量的？据此可证：圣人做事，假若可以强国，就可不依照旧例；假若可以利民，就可不遵循旧礼制。”

秦孝公：“不错。”

甘龙：“不是这样的。圣人不改易民俗而实施教化，智者不变法而治国。依据民俗而教化，不需费劲儿就可成功；沿袭成法而治国，官吏轻车熟路而草民安之若素。”

商鞅：“（哂笑）甘先生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旧俗，学者溺于所闻，这两类人，居官守法是能行的，但不能与之讨论超过既定法律之外的事。三代不同礼而成就王道，五霸不同法而大展霸业。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智者创立法则，而愚者受制于法；贤者变更礼制，而平庸者受拘束于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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