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笑是史上最孤独的笑。唯一能够感觉到他究竟做出了何等功业的，大概就只有33岁的开明君主嬴渠梁了。

秦孝公为何如此开明，是因为他是青年吗？是因为他是超人吗？都不是。历史人物的动机，根源还在“利益”二字上。

嬴渠梁即位的时候，刚过弱冠之年，戴上了成人的帽子，他就是再聪明过人，也不可能有预知两千年的智慧。

他的奋起自救，是看到了秦国如果不变，就有衰落的危险。

父亲秦献公在石门大捷中曾夺回部分河西之地，但在渠梁即位后不久，魏惠王就派名将庞涓攻秦，秦军战斗不利，连都城栎阳也被庞涓攻破。渠梁被迫把都城迁回旧都雍城，以避其锋。原已夺回的河西之地，也尽都丧失。

嬴渠梁终于清醒了：秦国虽已复振，但落后的经济、政治制度不变，仍是无法伸展，甚至有走向灭亡的可能。

作为一个个体，嬴渠梁不愿跟着没落的制度灭亡，于是选择了身份转换，不想再代表原来的那个阶级了。

正因为他想跳槽，才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合作伙伴。正因为他不想为旧制度殉葬，所以才对商鞅无条件地支持。

比如，迁都咸阳，不可能是商鞅就能做主的，能下这个决心的，还是嬴渠梁。除了战略上的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旧都雍城集中了太多的老世族，变法阻力过大。只有到咸阳去，才有可能痛痛快快地建立起通畅的官僚体系。

对于变法，秦孝公是真诚的，商鞅也很真诚。孝公对于这位知己，是一定要实现他当初的一个诺言的——“分土”。

他要给来自山东的知识分子卫鞅一个封邑。

他要给卫鞅以至尊公族般的待遇。

这就是——“商君”。

他只能孤独绝望地陨灭19他只能孤独绝望地陨灭在华夏大地上的很多事情，一旦太成功、太辉煌了以后，也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其间并无科学的逻辑关联，就这么回事。

商鞅的事业，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大成功，他的命运也就此注定。

他是把“法”看得太神圣了。所有的“法”，都是要符合统治者利益的，世上本没有抽象的法律或者法制。他当初考虑要处罚太子驷，就是太过于天真了。

变法是对嬴渠梁有用，所以嬴渠梁才支持，而变法如果要伤及嬴渠梁的法定接班人，那就成问题了。

世上固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但也有“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前者只是理想，后者才是现实。

理想主义者商鞅，在这里犯下了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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