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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四年(1799年),皇帝给和珅列出了二十大罪状,件件都可致其于死地,但其中却没有结党营私一说。嘉庆帝还曾就此问题专门询问过曾任军机章京的直隶布政使吴熊光:“人言和珅有异志,有诸?”吴熊光立刻断然否认:“凡怀不轨者,必收人心,和则满、汉几无归附者,即使中怀不轨,谁肯从之?”这也说明,和珅在得意时身边的确围绕着很多巴结他的人,但是他确实没有政治上的利益同盟,只是一个一心捞钱的官吏而已。

和珅政治敏感性强,一向不与内外大臣结盟,总是埋头弄权,一心捞钱,所以在官场上给人留下“贪财、刻薄、跋扈”的坏印象。不过这一点在皇帝眼里却是难得的政治优点。因为其没有“异志”,自然也是皇帝最放心的了。所以把一切权力交给和珅去打理,皇帝自己也落得逍遥快活。

照顾全局的和珅

和珅能够长期受到乾隆帝的欣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珅做事圆通灵活,具有大局意识。

作为一个政治家,面临重大事件的概率当然高,而如何处理、处理得如何自然就关乎能力问题了。出现的这些问题一大部分是非常复杂的,很难用简单的是与非对其进行划分。此时就需要决策者有大局意识,能够从大的方面着眼看待某一具体问题,抓住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提纲挈领,尽快作出判断并果断出台相应决策。如果纠缠于细节,只会影响事情的处理过程。有些急需处理的事情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万不可生搬硬套。也就是说,做事一定要圆通灵活,具有全局意识,而且能够做到灵活应变。

乾隆帝在用人问题上就特别注意这一点,从来不从一时一事去考察一个人,而是从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手腕上来考量他是否适合某一职位。乾隆朝有许多著名的文学之士和学术名流,如王昶、卢文、王鸣盛、钱大昕、余萧客、翁方纲、陆锡熊、余集、邵晋涵、桂馥、孙星衍、王念孙、段玉裁、朱筠、姚鼐、彭元瑞、窦光鼐等人,都始终没有获得重用,原因是乾隆对文人的政治才干心存疑虑,或者从内心就不相信他们在政治上能有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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