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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记载：“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为最侈且暴。”按税务规定，凡小商贩携带的箕筐、笤帚、鞋袜、米面、布匹、菜蔬、瓜果、食物等物可免税入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在具体操作时并非如此，而是照纳不误。当时京城一带的商民、百姓入城时，均在帽檐边上准备好两文钱，经过城门时税吏自行拿取，双方并无言语沟通，几乎成了一种“潜规则”。《燕都杂咏》中就有一首诗，讽刺了当时这种现象：“税榷九门全，权归阉寺专；村氓挑负至，任取鬓边钱。”

崇文门税关不仅负责收税，还承担着一些其他任务，如代替宫廷变卖被抄没的王公大臣等人的家奴和财产等。这些都是有油水的衙门，是直属于朝廷控制的肥缺。正因为崇文门税关每年的收入可观，所以视财如命的和珅才牢牢把持着，一直不愿松手。他辞去了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后，又让其子丰绅殷德接任，可谓换汤不换药。

和珅聪敏练达、善于理财，能够源源不断地供给乾隆大量金银财宝，供其消费挥霍，又加上他善于揣摩乾隆心思，每每所作所为迎合上意，所以乾隆对他非常满意和放心，尤其晚年更是达到了“依毗益笃”的程度。当时整个国家的财政大权都由和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内务府大臣等多年。曾一度因兼职太多，乾隆忍痛割爱，让他辞去户部事务。但不久后发生的湖南、贵州苗民起义，以及紧接着的白莲教起义，使军费骤然紧张。“嗣因军需销算伊是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和珅的独断专行由此可见一斑。

和珅在全国疯狂敛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满足乾隆无休止的需要。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80大寿，和珅理所当然是操办庆典的主要负责人，当然他也想乘机大捞一笔。于是让各级官员纳贡，以此讨乾隆欢心。乾隆当然知道和珅的贪墨行为，但在他眼里，只有和珅才是自己最信赖的人，是值得自己依靠的。因此，对他的这一行为也就听之任之了。

乾隆与和珅在这一点上是相互依靠：乾隆把和珅看成是招财进宝有方的财神爷，缺钱、用钱就向他要；和珅则打着乾隆的旗号，发号施令，趁机大捞特捞。乾隆离不开和珅给自己撑面子，和珅也离不开乾隆给自己撑腰，双方于是都乐此不疲。

做到侍君如待父

人都是有感情的，和珅与乾隆接触得较多，他是真心地爱戴、关怀、尊敬乾隆帝的。他把乾隆看得比任何人都重要，每天都悉心照顾、恭亲服侍，所以乾隆终生视其为最可信任之人，和珅也是真的把乾隆当做自己的父亲一样小心伺候了。后来，从乾隆对他的态度也能看出，二人的关系真的已经超越了君臣，而情同父子了。

封建君主为了将儒家的仁、义、忠、孝等美德推广天下，总是以身作则，为世人做出榜样。乾隆又是个爱面子的人，更是不甘人后。

每当太后大寿之时，乾隆总是不惜财力把寿庆办得隆重喜庆，以博得太后高兴。当时的一篇文章写道：

“十余里中各在分地，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天街本广阔，两旁遂视市廛，绵绣山河，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满卷屋，九华三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俊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右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其景物之工，亦有巧于点缀而不甚费者。或以色绢为山岳形，箔为波涛纹，甚至一寿桃大数间屋，此皆粗略不足道。至如广东所极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楚省之黄鹤楼，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镇，则为广杨，中以大圆镜嵌藻井之上，四分则小镜数万，鳞彻成墙，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亿身，如左慈之无处不在，真天下奇观也。”

这篇文章事无巨细地描述了乾隆庆祝皇太后60大寿时的情景，从街市到亭台楼阁尽皆一一提及，以此表现出当年祝寿的盛境，也可以看出乾隆对其母亲极尽人间孝心。

一生爱写诗的乾隆留存下来有四万余首诗，其中有很多描绘了母子之间共享天伦之乐的情景，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无限尊敬和爱戴。其中《新正重华宫侍皇太后》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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