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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办了一件案子，却同时得罪了皇妃、皇帝和和珅，今后，刘墉的日子可就难过了。这三个人，毕竟哪个他都惹不起。

这样一来，刘墉在朝中的日子可就真的不好受了，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刘墉查处国泰贪污案后在朝中际遇吧。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初，刘墉因为泄露他和乾隆帝关于评价当时另外两个大臣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弹劾。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学生向监考老师送礼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但是，当时御史祝德麟本来弹劾的是具体的监考老师黄寿龄受贿，而且祝德麟在奏折中还夸奖了刘墉一番。说“国子监考试惟刘墉、邹炳泰二人清介素著，诸生不敢向其馈送营求”。此事件的最终结果是，乾隆帝借题发挥，刘墉受到了不应该有的处分。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刘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可以说措辞相当严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嘉庆元年（1796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则被排斥在外。不提拔就不提拔吧，还做贼心虚地发表了一篇上谕，在上谕中毫无来由的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嘉庆二年（1797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从刘墉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出，和珅肯定在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一定要压制刘墉的发展。但是，无论如何，刘墉照样在这么险象丛生的官场中游刃有余，可见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教训、非常善于反省的人，他的家庭早就教会了他这些。他知道，这是乾隆帝在故意找碴收拾自己；他也知道，和珅在这中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怎么办呢？只能是一方面努力安抚怒气冲冲的乾隆帝，另一方面极力与和珅等贪污集团周旋。这个工作不好做，而且费神费力。刘墉居然熬过来了，也真是难为他了。

刘墉知道，无论你做的对与错，只要皇上看不上你这个人，解释只会越来越糟，所以他干脆不解释，免得越描越黑。只要小心伺候皇上，总会有机会获得皇帝的好感的。怎样博得皇上的开心呢？他充分利用自己诗、词、歌、赋、书法、文章等方面的聪明才智去讨好皇上，让他消除对自己的戒心，自己一定有机会东山再起的。

刘墉的书法可谓一绝，又善于对对子，于是决定以此为突破口，与皇上消除隔阂。国泰案后的一天，乾隆帝率领几个有文采的大臣去盘山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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