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小说，鲁迅的改造举其大者有三。

第一，把骷髅复活，在原文里仅只是一个设想，小说里却当真实行了。

第二，这段文字里，庄子有意降低了自己的水准，发出一通稷下学士式的夸夸其谈，然后才借骷髅之口说出了自己的真意。鲁迅不容他这么扮猪吃老虎，小说里的庄子虽然滑稽，嘴里的议论，却是《齐物论》里的精义。

第三，不论怎么说，原来骷髅和庄子之间的辩难，总还是两个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小说里，死而复生的这位杨家庄的杨大，却并不是读书人。

把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置诸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超卓的思考水准和拙劣的处世能力之间存在的强烈反差，常能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此种桥段，往往既为阅读者所乐见，复为写作者所擅长。平庸如《封神演义》的作者，写起姜子牙受老婆的气来，也多了些风趣，何况鲁迅这样了不起的小说家？这自然是令人忍俊不禁的一段。

比照鲁迅的其他小说，且套那个被说滥了的“孤独者/庸众二元对立模式”罢，似乎也套得上。这复活的汉子，已经身在五百年后，却仍然“尸祝往时”，拒不承认早已改朝换代，可谓昧于天下大势，又“专管自己的衣服，真是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自然也是“庸众”或“看客”中的一员。庄子对这汉子摆事实讲道理，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又何尝不是一位“清醒的孤独者”？

于是，问题来了。

鲁迅写愚民，是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而写孤独者，又历来“笔锋常带感情”。何以这一回，《起死》里的汉子似乎只见其可怜可笑而未见其可恨，鲁迅并未给他“顺手一枪”；而对庄子的狼狈处境，鲁迅不说有几分幸灾乐祸，至少也绝不同情。

《起死》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这一年，鲁迅写了七篇《论“文人相轻”》，另外还有一系列的文章，极论为文做人，非有“是非”不可。如：

昔之名人说“恕”字诀——但他们说，对于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今之名人说“忍”字诀，春天的论客以“文人相轻”混淆黑白，秋天的论客以“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股脑儿变为丑角”抹杀是非。冷冰冰阴森森的平安的古冢中，怎么会有生人气？

不用说，鲁迅的论敌们，为了说明争论之无谓，是热爱引用庄子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或者，这便是鲁迅写《起死》的一个重要动因。一团和气则无生人气，那便从《庄子》里拿过一个死人来。看看用生死齐一的高论面对现实，是怎么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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