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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仅在政变之前,张居正并没有跟冯保“勾结”的事实,即使在政变的过程中,《明史》在有关张居正的叙事上也存在着重大的讹误。

《明史》说十六号的会极门朝会现场,高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这也就是说张居正是全程现场参与了这场政治上的突变,要不他也不会过来做好人扶高拱了。

可事实上,据明末周圣楷的《张居正传》记载,张居正在隆庆帝死后就离开了北京。到哪儿去了呢?去隆庆的陵寝去负责隆庆的安葬事宜去了。周圣楷明确地说,张居正“比归而拱已去位矣”,就是说他回来的时候,高拱已经被撤职了。

周圣楷生活的年代离张居正的时代不远,应该说记载要比清人编的《明史》可信。而且,周圣楷的说法也可以从张居正自己的文章里得到印证。张居正的一篇《谢召见疏》里说“祇役山陵回还,中暑致病,具奏请假调理。本月十九日辰刻,忽闻中使传奉圣旨,宣如臣入。”(《张太岳集奏疏卷二)这也就是说他在负责隆庆安葬事宜中中暑生病了,请假休养了两三天,到六月十九号才正式销假上班的。

不管他是不是十六号之前回北京的,他肯定不在十六号的政变现场。

他既然不在现场,而《明史》又故意说他“好心”扶着高拱出去,不过就是想要表现他的假仁假意罢了。

第三,可能有人会说,你这些辨析都是书生之见,就算是张居正没参与冯保的阴谋,但他终归是希望高拱下台的吧?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张居正要渴望得到最高权力,就必须要除掉高拱,所以就算是他没有亲自下手,那也只能说明他做得比较巧妙、不露痕迹罢了。要不,他怎么会是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呢?

其实,我以为问题的关键正在这个地方,就是“利益获得者”、“利益攸关方”这两个词把张居正推进了阴谋论。

我刚才所说的第一、第二点,朱东润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来分析过,但此后不论是写张居正的各种传记,还是各种有关的文艺作品、影视作品里,大家还是津津乐道于张居正与高拱斗争中的这种权术论,以及他和冯保的勾结。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曾经跟一位编剧老师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回答我说,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只有这样处理,情节才好看,读者和观众才爱看!你想啊,高拱跟冯保昏天黑地地斗了半天,最后张居正出场捡了个大便宜,若说他置身事外一片好心还维护高拱,谁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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