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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方面，那就要说到张居正对钳制皇权后果的清醒认识了。

当时以及后来，经常会有人评价张居正说，说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功高震主、也位高震主了，说这是张居正后来得祸的根本原因。比如明代《定陵注略》这本书里就评价说：“人知江陵威福自恣，不觉声色卒震于幼主之前。后来之祸，宜其及矣。”这话就是说，张居正已经位高震主了，将来必将因此而得祸，可惜他自己还不觉得。

事实上，我觉得这些评价也对也不对。对在对于张居正用相权来钳制皇权，甚至多少有点儿凌驾于皇权之上的事实认识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他们认为张居正身在局中，当局者迷，并没认识到这一点，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张居正对这一点认识得很清楚，他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政治名言，叫“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久居”。（《张太岳集·归政乞休疏》）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独掌大权久了，虽然风光得很，但高处不胜寒，总有要出事、要乐极生悲的那一天，所以一个聪明的政治家应该在政治生涯的高潮处要知道全身而退，像汉初急流勇退的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才是聪明的保全自身的方法，否则，最终等待你的，一定不是什么好果子。

所以，张居正在面对为他而建的三诏亭的时候，才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拒绝了这些当地官员的拍马屁的行为，并当时就说出了自己对将来的担忧。

但问题是，这个拒绝“三诏亭”的时间实在太早了些啊！这时候不过是万历六年，也就是说万历新政也才刚进行了一半，像一条鞭法还没施行，清丈田亩也还未见成效，一切还谈不上大功告成的时候，张居正怎么这么早就有了功成身退的想法了呢？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功成呢，怎么就想到身退了呢？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和我们这几讲所说的张居正工作风格的转变有关。

操切风格

我们知道，张居正在经历了夺情伦理风暴之后，不仅个人的生活作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奢华，越来越铺张，而且工作风格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前是“沉毅渊重”，也就是非常沉稳，可现在却越来越“操切”了，也就是不留情面，很极端。

你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长定堡大捷的疑案中，张居正心中一句“国家利益至上”，置整个朝廷的脸面于不顾，从上到下，从万历皇帝开始，到他手下的亲信、部旧，甚至是左膀右臂，都兜头浇了盆冷水。连他自己都未能幸免，他和他手下的亲信因长定堡大捷所受的封赏全部革除，好些人还因此受到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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