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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张居正不是不知道自己变得越来越操切了。二是张居正变得越来越操切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张居正在夺情事件后曾经在给好朋友的信里坦露心声说：“浮言私议，人情必不能免……不谷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书牍十二《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

这段话主要说了三点。

一是我为国家利益，不顾个人声誉，受到很多人的议论和批评，但批评我的人越多，我就越严格，越认真，丝毫不做退步，这就叫“持之愈力，略不少回”。

二是正是出于我这种认真和严格，我自认为才取得了一些建树，这叫“故得少有建立”。

第三，我这种操切、严厉，对个人声誉虽有伤害，但对国家却是有利的，这叫“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要想真的做出番事业，要想真的让万历新政得出巨大的成绩来，恐怕在个人声誉与国家利益的取舍之间要做一个明确地选择，这个选择做不好，那就意味着一事无成，意味着万历新政半途而废，所以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也就是说只要能对万历新政有利，只要能对改革有利，只要能对国家有利，哪怕全天下的人都骂我夺情、怨我操切，我也在所不惜！

所以我常说，张居正不仅是个有理想的人，而且是个能够实现理想的人。他在夺情伦理风暴之后已经意识到舆论对他的不利，也意识到整个社会氛围有可能对万历新政造成的不利，而万历新政在这个时期又刚好到了转折还是继续、生存还是毁灭的关口，所以他选择“操切”，是要以一人之力把他的理想——万历新政的改革完成下去。因为古代的中国社会，毕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靠“人治”而不是靠“法制”的社会！

坚决求退

可我们说政治家也是人，虽然张居正为了他的万历新政不惜“弃家忘躯”，甚至“破家沉族”（遗憾的是，他这句话后来真的应验了！），但当万历新政在万历八年之后开始全方位地表现出巨大的成果之后，张居正开始犹豫了。

他开始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了。他觉得这九年来外除边患、内平叛乱，考成法肃清了官僚队伍，清丈田亩基本完成，国家赋税大幅增加，黄河水患也得到彻底治理，大明王朝正是一派国富民强的中兴姿态，这就是他万历新政的梦想。如今梦想实现，只需维持下去就行了。而他，这时也就可以选择全身而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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