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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说罢，觉得还不够明白，就又加了一句道：“等我查明后立即动手！”

杜月笙领着两位徒弟出门了，对陆、汪二人道：“听雨农的口气，啸林很危险。雨农一向神通广大，又不肯听我劝，这又如何是好？”

陆、汪二人劝道：“师父尽了心，我们都眼见了，张啸林一定要跟雨农作对，惹了祸是他自找的。”

几天后，戴笠的手下赵理君斧劈唐绍仪，引起了于右任、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的不满，强调唐绍仪落水当汉奸的说法并没有证据，因而纷纷找蒋介石告状，并提出要上海法租界缉拿凶手。蒋介石也认为对唐绍仪杀之过早，但也不便责备戴笠，只得用自己的名义，给唐绍仪的家属发去了一份唁电，发给治丧费五千元，并用政府名义明令褒扬。一场血案就此遮掩过去。

紧接着武汉三镇沦陷。驻武昌的军统局机关奉命和滞留在武汉的各中央机关一起，西迁重庆。军统利用原在重庆的特务组织，捷足先登，抢到观音岩下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共有一座三层、一座两层的旧式楼房，另有一片大大小小的平房，作为军统的临时办公处；然后又把隔壁重庆市警察局游民习艺所占了过来，与四川军阀杨森在中二路的“渝舍”成为邻居；不久，又强迫买下局本部大院对门白枣子岚垭“漱庐”的三层楼花园洋房作为军统接待室，一楼作为接待一般特务的地方，二楼作为戴笠接待客人的地方，三楼作为一些军统大特务中午和晚上临时休息的卧室。以后，戴笠看中隔壁罗家19号的花园公馆，又强购下来。这样，罗家湾成为一个庞大的军统办公和宿舍区，占地达二百亩左右。在此基础上，戴笠利用特工的特权，不断扩大地盘，强抢强购。抢到曾家岩的房屋做军统办事处；抢到磁器口对面上的破庙五灵观做立人小学；抢到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余家院子、渣滓洞等处的大片地皮，以后准备扩建军统局。

戴笠抢占重庆地盘的同时，对暗杀张啸林的工作仍然没有放松。

一日，戴笠准备亲临上海布置铲除张啸林之事，蒋介石急急将戴笠召去。蒋介石非常气愤，手里拿着一张报，眼睛瞪着戴笠。

戴笠垂手而立，见蒋介石久不开口，小声探问道：“委员长有事？”蒋介石将报纸一甩：“你自己去看！”

戴笠弯腰拾起，见是一张香港《南华日报》，上面发表了汪精卫的“通电”，公开向日本投降。

戴笠说：“我早就截获到他和土肥原暗中通电，只是破译……”见蒋介石不悦，马上改口道，“汪精卫12月8日不是去成都参加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会议了吗，怎么他又逃到河内去了？”

蒋介石待戴笠看完了报纸，不悦道：“情况报纸上全有了，你马上派人去河内布置，要赶在他没离开河内去南京之前除掉他。”

戴笠连连道：“是！学生这就去办。”

1939年1月，戴笠由重庆飞抵香港，租借了香港铜锣湾晚景楼1号公寓住下来，作为刺杀汪精卫的指挥中心；他在香港给陈恭澍、王鲁翘、唐英杰办好了出国手续，要他们去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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