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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的手法是明智的，此事极其微妙：认他，当然不行，祖宗之事，岂可随便变更；公开否认，亦不好，不啻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如果杀他，当然易如反掌，但会有杀人灭口的嫌疑，岂不是弄巧成拙，于事无补；不认不杀，任其招摇也不好，同样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思来想去，唯有交给戴笠，让他去揣摩领会。戴笠很聪明，他知道这件事就其性质来说，是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够得上杀头罪。但是，蒋介石不提“严厉制裁”“可杀”等字，可见没有深切责难的意思，然又没有交代自己如何处理。戴笠感到此案大有考究，下手重了、轻了都不好，况且蒋的祖宗之事外人无法说清楚。只能把郑绍发软禁起来，供吃、供住、供玩，不让他到处乱跑。如果蒋一旦要人，就交给他，不要人，就关他到死，反正军统的集中营里也不在乎他这一间囚房、一口囚饭。

于是，戴笠指示把郑绍发关进军统望龙门看守所，后相继转押白公馆看守所和息烽集中营。但戴笠处理这件事十分慎重，指示在集中营内建新屋一栋，让郑绍发单独居住，并在衣、食方面给予优待。另给郑家里寄去二百元，以后每月还代寄几十元。一段时间后，索性指示将郑的老婆和十六岁的女儿一起从河南接来，软禁在息烽营内。戴笠处理此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蒋的默许，外人不得而知。但戴笠这样做，无疑是准确掌握了蒋的心理，解决得恰到好处。

此时，戴笠还不曾意识到蒋介石对他已存戒心。

现在回想起来，1942年的军统“四一”大会，戴笠的本意是要通过总结回顾特工十年发展史，检验和展示军统实力，万没想到却引起了蒋介石的警备心理。蒋介石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某个部下的系统发展得太快太大，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现在军统的力量已经从特工渗入军事、政治、党务、外交等各个部门，所能调动的税警、缉私及特务武装，调动之灵活，实力之雄厚，超过了他手下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这就使戴笠手中掌握的权力、地位和实力，超过了让他放心的程度。

蒋、戴两人的关系也由过去的两无猜忌变成了相互戒备。

蒋介石办事素来果断干练，当他意识到戴笠有权重镇主之威时，立即毫不犹豫地采取抑制措施。军统“四一”大会之后，他很快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表面上是协助戴笠工作，在戴笠离开重庆期间，由唐纵对军统工作代为主持，实际上是要唐纵对军统的行动进行监视，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稍加抑制。

唐纵和戴笠同是黄埔六期同学，又是老军统，多年来，戴笠待之不薄。特别是自从唐纵进入侍从室任六组少将组长后，戴笠更是处处照应，规定军统总务部门对唐纵在生活上给以特别补助，每月安排赠送日用品，逢年过节更是大把赠金、赠礼，目的是要唐纵继续利用职务对军统工作予以照顾。

没想到，唐纵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自进入侍从室后，他就抱定一个宗旨，在军统与中统及其他情报系统的摩擦中，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不偏袒军统。他对戴笠手下的特务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地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在私生活方面，唐纵自我约束甚严，从不肯开口向军统要东西，以免中戴笠的圈套。不独如此，为了避开他出身军统的嫌疑，唐纵常在蒋介石面前实事求是地肯定中统的长处，切中时弊地批评军统的工作。此举无疑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加之唐纵一贯办事严谨，埋头苦干，严守秘密，不到外面拉关系，出风头，更不拉帮结伙，勤于思考，善于揣摩蒋的心理，颇能讨蒋欢心，逐渐被蒋引为心腹，并使蒋有了扬唐抑戴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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