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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佛教演变为教化万民的一种信仰，梁武帝“以身作则”，于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在宫中的华林园受菩萨戒，法名冠达。在世俗世界里，他是国家的皇帝，在佛的世界里，他是修行的菩萨，“皇帝菩萨”的称呼，也由此而来。光受戒还不够，他又在皇宫隔壁修建同泰寺（“同泰”一词，取自他的年号“大通”的反语切音），并进寺讲经说法，向万民宣扬佛学思想，即所谓“舍身寺奴”。

第一次“舍身”，发生在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之后，梁武帝又在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和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三次入同泰寺“舍身”，且一次比一次的时间长，到了第四次，前后长达四十七天。这四十七天里，梁武帝的身份是“菩萨”，梁国在事实上处于无君的状态。他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他多次举行四部无遮大会（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无遮，又称无碍，范围更大，是允许任何人自由参加的法会），讲《涅槃经》和《三慧经》，听众达到数万。

皇帝“舍身”为“寺奴”，国又不可一日无君，大臣们急得团团转，只得凑足钱财为他“赎身”，一共花费了三万亿钱（一说四万亿）。

所以说，梁武帝是位不折不扣的“佛门天子”。批评家们往往喜欢强调他佞佛，抛开意识形态，他对于佛教学说的贡献，对于佛教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他在佛学上最为有名的一套理论，是“三教同源说”：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

佛、儒、道三教之间的对立与争执，由来已久。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原之前，儒、道就有了数百年的争执，佛教从西域传入后，宗教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到魏晋南北朝达到一个高峰。比方说儒佛争论中的礼制问题，僧人觐见皇帝是否应当行士大夫的跪拜礼节，从东晋到刘宋都有过大规模的辩论，跪拜令屡颁屡废，出世的僧人还是占了上风。

又比如道、佛之争，西晋道士王浮撰写了一部《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出关，往生西方后，才有了佛教。这一说法自然遭到了佛教信徒的不断攻击，刘宋末年，又有道士顾欢撰写《夷夏论》，极力诬佛，两家的争论升级。佛教徒说，佛祖派了三个弟子到中国，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颜渊，另一个就是老子。大家各自意淫，争吵也得不出个结果。

梁武帝颁布《舍道诏》，将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为国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裁决。但是他不把儒、道两教一棒子打死，因为他本人在儒、道方面的修养都不低，留下了很多注解孔子、老子思想的著作。他认为儒、道也有不少优点，三教不应对抗，而应融合，彼此作为参照与补充。他常常称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为“三圣”，也重视儒、道两教的作用，大力开办经学馆，敬重著名道士陶弘景，等等。这些举措，是相当符合他最高统治者的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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