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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然而，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性的决议是无法掩盖报纸透出的真情的，更是 无法掩盖事实的。在斯大林的指导下，反对所谓右倾反对派的斗争和对其首 领的定性在慢慢升级。布哈林以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实际上已被定为政治上 的两面派，还在继续其所谓的反党隐蔽活动。对于这一点，首当其冲的布哈 林是非常了解的。他当时给斯大林写信，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在 1930 年 10 月14 日致斯大林的信中，布哈林写道：“科巴：电话上交谈之后，我怀着绝 望的心情，立即离职而去。这不是因为你 ‘恐吓’了我，你不会对我恐吓， 也是恐吓不住我的。这是因为你对我的无比荒唐的指责，清楚地表明某种魔 鬼般凶险的、卑鄙的和下流的挑衅的存在。而你却相信这种挑衅并据以建立 自己的政策，而且这种挑衅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即使你像政治上成功地消灭 我一样在肉体上也把我消灭掉也罢 “我认为你的指控是荒诞无稽和不明智的诽谤，是古怪的并且最终是愚 蠢的 确实，尽管我受到诸多诬蔑，但我仍和大家站在一起，虽然我天天受 到排挤。确实，我忍受着闻所未闻的讽刺和挖苦。确实，当别人对我进行诽 谤时，我隐忍而不答 或许是我不拍你的马屁，不向你写皮达可夫式的文 章，或许是这一点使我成了 ‘恐怖的鼓吹者’？那您就明说嘛！天哪，现在 出现了多么可怕的疯狂啊！可是你，非但不去解释，反而向一个人倾泻自己 的仇恨，而这个人的心仅被一个想法所占据：怎么上前帮忙，和大家一道去 拉车，但却不要成为一个阿谀奉迎者，可阿谀奉迎的人却很多并且正在糟蹋 着我们。”⑤ 1934年 12 月 1 日基洛夫被害以后，随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和托洛茨基 反对派受到不断加重的打击和迫害，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右倾反对 派成员也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实际上当时他们就被内定为清洗的对象。苏 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 《关于所谓的“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 一文中说，布哈林和李可夫 “是有声望的领导人，有原则性的共产党人，在 苏联党和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而斯大林，由于在不久以前召开的党的十七 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反对他作为联共 （布）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受到了意 外的震动。对于斯大林来说，尼·布哈林和阿·李可夫的声望使他感到特别 的恐惧 （尤其是尼·布哈林作为党所喜爱的人这种情况所具有的威胁）。对 于斯大林来说，他们两个人首先是危险的政治对手。”⑥ 一向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闻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布哈林，对于等待 着自己的命运，早有所料。1936年春，布哈林动身访问法国。当他踏上异国 的土地时，或许他想起了1918年在异国经历的一个故事。那是 1918年夏天， 布哈林为准备有关布列斯特和约的文件到达柏林。他听说柏林城郊住着一位 神奇的女算命者、女预言者，便怀着好奇心，与格·雅·索科利尼科夫一起 去了。手相术士给布哈林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断： “您将在自己的国内被处死。” 布哈林惊慌失措，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就再问了一次： “您认为苏维埃政权会完蛋吗？”他这样问道。 “您在怎样的政权下遇难，我不能说，但是一定在俄国 ”⑦ 布哈林在巴黎逗留时，曾与孟什维克历史学家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 作过几次谈话。后来，尼古拉耶夫斯基把谈话的内容用 《一个布尔什维克老 战士的来信》的形式发表在孟什维克的国外刊物 《社会主义使者》上。布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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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在谈话中回顾了联共 （布）中央领导1932年讨论 “柳金案”以来，路线和 政策的急剧变化。布哈林说，柳金的所谓罪行本身和通过对柳金案的调查证 明，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对斯大林的不满。人们认为，斯大林 因其错误政策应对20 年代未和30 年代初国家的灾难负责。 “党内普遍存在 的看法是，斯大林通过实施他的政策而使国家陷入了绝境，是他使农民起来 反对党的，只有把他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搬开才能挽救局势。中央委员会的许 多有影响的委员都持这种观点。”在人民和党员所表达的不满中，老布尔什 维克柳金所秘密散发的纲领 “特别显著”。⑧布哈林说，柳金问题在党中央 政治局进行了讨论。斯大林主张判处柳金死刑，因受到基洛夫的坚决反对而 作罢。但是，从这一事件上暴露出基洛夫主张一条与斯大林不同的温和路线， 其中心内容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行党内和解，反 对恐怖政策。布哈林以党的十七大前后基洛夫受到党内外热烈拥戴的情形为 例，说明了基洛夫的路线的正确。在列宁格勒党代表的选举中，代表们对他 的拥护和推崇达到狂热的程度，他们喊起了 “我们的米罗尼奇万岁！”布哈 林接着说，由于基洛夫被杀， “风向完全倒过来了：不是朝向党内和解，而 是朝向了加强党内的恐怖，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把那些 其党内经历可能使他们成为斯大林的对手和政权竞争者的人全部从肉体上消 灭。”⑨最后，布哈林概括了自己的命运，他说： “所有我们这些有某种光 辉革命经历的老布尔什维克，都战战兢兢地躲在自己的洞府里。难道这是因 为还没有从理论上表明，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是不良分子吗？对于任何一个 人来说，只要他一旦被牵连到某个被审查的人，他的命运就决定了。没有一 个人敢于为我们辩护。”⑩ 当时，布哈林还见到了西奥多·丹和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著名的孟什 维克马尔托夫的妹妹莉迪亚。布哈林在与他们的私下谈话中，还表露出他对 斯大林的绝望，对时局和自己命运的忧虑。西奥多·丹劝他留在国外。莉迪 亚后来回忆说： “我记得，布哈林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纯真的困惑的表情。他 似乎生气地耸耸肩膀说， ‘我怎么能不回去呢？当一个侨民吗？不，像你们 那样当侨民，我决不干。不，让它随便发生好啦。况且谁料得到呢？那种事 或许根本不会发生’。” （11）国内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了布哈林对时局和 个人命运的担忧。 以布哈林为首的所谓右倾反对派被作为反革命阴谋集团提出的时间是 1936年8 月，即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时。审判组织者利用被告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等人的供词，点出了右派阴谋集团的存在，然后由维辛斯基于 8 月21 日正式宣布了对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进行侦查的决 定。 “侦查”虽然不是定性，但其政治含义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 宣布对原右倾反对派领袖立案侦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托姆斯基的自杀。 当时，托姆斯基在苏联国家联合出版公司工作。他密切注视着中央的政 治动向。当报上公布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供词后，他给当时的联 共 （布）中央书记和监察委员会书记叶若夫打电话说：“如果一切诽谤和造 谣中伤堆到我头上，那么我该怎么办？放弃事业吗？显然，党就不再需要我 了。”叶若夫回答说： “别说蠢话，这全部都是胡说八道。工作吧，我们相 信你。” （12） 像对布哈林和李可夫一样，叶若夫对托姆斯基也采取了两面派手段，就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接受审查而叶若夫刚刚向托姆斯基说过上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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