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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是《语丝》趣味支配着北方文学空气的时期，看着许多人的名字凭着各种关系和机缘在刊物上露面，他们也计划过办一种类似于《语丝》那样的杂志，把他们的作品“在一种最卑微最谦驯同时也十分诚实的情形里同一些读者见面”。如果每期印1000份，就可以有12—13元的收入。

这个时期，胡也频身上那种“南方人的热情气质”让沈从文感到了吃惊。按理说，沈从文来自地处中国南方山地丘陵带的凤凰小城，他的身上不无热情率真与好幻想的气质，可是这个与他年龄相差并不太远的海军学生的性格可说与他全然不同。如果说沈从文的热情如长河沉潜，绵厚，悠长，那么胡也频身上那种“南方人的热情”，则如“南方的日头”，“什么事使他一糊涂时，无反省，不旁顾，就能勇敢地想象到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一切，且只打量走到那个新的理想中去”(《记胡也频》)。他的新婚妻子丁玲的才具，显然也长于笔墨而不善持家理财，日子过得拮据难免口角上争短长，据说沈从文总是在这个时候充当和事老的角色。

三人朝夕相处，使得外界一度风言蜚语，把三人的关系丑化为二男事一女的桃色新闻。从沈从文含糊其辞的叙述来看，这个思想解放的新女性可能在当时曾引起过他某种单相思式的情愫。

沈从文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举止，在北京文人的雅集中肯定是要让人侧目而视的。他到《晨报》馆去领每个月的稿酬时，都要向门房塞上两到三角钱才走得进去。被各种关系网排除在外的沈，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给素未谋面的名人写信自荐，他把这叫做“撞大运的信”。多次碰壁后，他和胡也频也想弄个杂志，省得忍着屈辱去拜山头。

但还是少不了朋友帮忙，如果说是郁达夫第一个发现了沈从文的文学才华，那么时任《晨报副刊》主编的浪漫派诗人徐志摩则对沈从文早期作品的发表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使沈从文平生第一次过起了靠写稿来维持的生活，还带沈从文去参加诗歌朗诵会。沈从文在闻一多的屋子里，听到了朱湘、刘梦苇、饶孟侃这些抒情诗人的朗诵。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起，沈从文开始了自传的写作。

如果一个人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就为自己写自传，他不是懵懵懂懂就是灵气溢动，沈从文无疑属于前者。自从两千多年前楚国的一个逐臣在一条叫沅的河流上抱石自绝，这条河就或明或暗地流动在中国的诗史上。当沈从文像一滴南方的水融进1920年代干燥的北平时，他一提起笔，那条河便从记忆的渊海中跃了出来，码头、木筏、灰色的小渔船和形形色色的船娘、水手全在他的笔下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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