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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赵平复把以前写的一些小说辑作一册，取名《疯人》，于第二年元旦在宁波华升印局自费印刷出版。他颇为乐观地估计，卖了书就能收回钱款。但这本不起眼的小说集的上市，在这座终日喧响着算盘声和桐城派古文的诵读声的海边小城几乎没有激起一点回声。因薪水微薄，购买图书报刊又花费甚大，他只好回家帮助经营父亲的“赵源泉号”，想增加一点收入，但经营不善，反而亏损了一百几十银元。就在此时，他的又一个儿子出生了。

接下来是为期大半年的北游。1925年2月中旬，无业青年赵平复做起了“北漂”，到北京大学旁听哲学、英文两科，也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程。此时的经济状况如下：

由父母寄200块银元，与好友邬光煜同住北大<a href=https:///tuijian/honglou/ target=_blank>红楼</a>附近的学生公寓孟家大院通和公寓（隔壁是潘漠华和冯雪峰合住），每月食宿费20—30元，购书的钱至少10元。到北京，他本来是想一边做些文章去卖，一边等小说集《疯人》卖完，可大半年过去了，他让书局结账，寄来的钱还不满5元。“囊中时空”，有时竟然窘迫到了“没有早餐的钱”。只好时而打一些抄录、校对的短工，以补生活之用。穷困再加疾病，他连死的念头都有了，在一封写给好友陈昌标的信中还出现了这样的话：“自己时想投北海以自决者。”

这一期间，青年赵平复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是，“我现在究竟算个什么人呢？”学生不是学生，职员不是职员，工人不是工人，最后他依吴稚晖先生的说法把自己自嘲作了一个“野鸡学生”。北大于2月22日开学，听课一学期后，9月收到父亲的信，希望他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可以减免学费、食宿费，又可谋一个好的前程。他父亲也是望子成龙心切了些，他哪里知道在北京上一个大学要多少费用。赵平复回信说，“复岂不愿读书，实以家中之故，六年长期，断难遂愿而毕！”到第二年初，终因病且财力不济，只得怏怏地离开“苦闷的北京城”，回他那个“绿色的海滨”了。北京是这么好待的地方吗，北京，是你一进去就想着总有一天会离开，离开了又觉得住过的一个地方啊。

南归后的一段时间，生计的鞭子驱赶着赵平复频频奔走于沪杭道上。在上海，他邂逅了也正为找不到工作犯愁的浙一师同学汪静之。两人在宝兴路悠远里合租了一间小屋，一边切磋文艺，一边寻找就业的机会。此时，赵平复认识了一个叫王方仁的镇海人。此人身上一股子商人的机灵能干，据说有个哥哥在上海的四马路上开设了一家教育用品社。王方仁正联络几个同道谋划着在杭州创办一所私立中学，与赵平复一说，赵当即高兴地表示愿意参与。他们的计划是，拟找10个朋友，每人出资100银元，集资开办费1000银元。在一封家书中，赵平复颇为乐观地估计：“如此举成，则儿偕二三友人将至杭州筹备，是则下半年即可招收学生矣。儿之友人中，多半做过中学教师，努力办一初中，当不无相当成绩，此可断言也。如此初中能办成而完善，则儿辈此后之生活，高枕无忧矣。”

但创办私立中学哪里是容易的事，身体的困顿再加心力交瘁，赵平复病倒了，还时有咯血。秋天回乡养病，父亲埋怨他说，一个才25岁的青年，竟这样憔悴，连背也驼了。“你今年正二十五岁呀，正该是壮气凌人的时候，你自己知道么？你却带了一身的悲与痛，躲避在家里，负了百万债似的，什么心事呢？谁给你有委屈吗？还是你怨自己之不得志？”终日飘荡着中药味的屋子，哥嫂的不解，侄儿辈的嘈杂，让他觉得这家里是无论如何也待不了一天了。他频频在向外面的同学和朋友发信，希望有个“做事吃饭的地方”。封闭的环境最易于使人的思维走入极端，他竟然还有过吞金自杀的荒唐念头，只因金子太贵不易到手才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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