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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知道,乾隆皇帝之所以先后六次“下江南”,是有很多原因的。

第一,乾隆皇帝“下江南”,与黄河的治理的确有很大关系。康熙皇帝当年南巡主要是为了视察水利,乾隆皇帝也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在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中,有五次是视察黄河治理工程,四次巡视了浙江的海塘工程。当时,解决黄河水患的关键工程在江苏的清口和洪泽湖的高家堰,所以乾隆每次南巡,都要到这两个地方来看一看。

第二,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笼络人心。凡是乾隆皇帝经过的地方,都被不同程度地减免了赋税。乾隆皇帝对接驾及办差的官员大加赏赐,加官晋爵;将一些原来受过处分的官员恢复原职。特别是对前来接驾的老臣,他问寒问暖,赏赐人参、貂皮等物品,还要赏赐他的子孙功名。在南巡途中,乾隆皇帝一方面多次在各地的孔庙行礼,另一方面对前来拜见的文人士子亲自命题考试。他出的不少考题,摆脱了科举考试的八股陋习而注重实际应用。如浙江省大修海塘,他就以《海塘得失策》为题。取得一等成绩的考生,立即授予官职,这样就选拔了许多实用的人才。由于江南一带人才荟萃,读书应试的人很多,乾隆下令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官办学府增加名额。六次南巡,大约增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员名额5664名。也就是说,乾隆皇帝每次南巡增录的生员,相当于每三年一次录取的名额的四分之一左右。试题均由乾隆皇帝亲自出。第一次考试江苏、安徽、浙江进献诗赋的士子时,江南(江苏、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顺序是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谢墉、陈鸿宝、王右曾,均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以后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名额又多了一些。通过这六次的考试,清政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有的成为政界能臣,有的成为学界泰斗,有的成为诗文书画大家。先以第一次取中的8位士子来看,江南一等第二名的钱大昕,历任编修、侍讲学士、学政、少詹事,精研经史,诗文特优,著作等身,撰写了《二十二史考异》等几十种著作,被公认为有清一代经史权威、学界泰斗、文坛大家、诗词巨匠。谢墉,浙江一等第一名,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殿试读卷官、吏部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四库全书馆总阅。另外,褚寅亮、王右曾等人也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以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取中的士子,也是人才济济。像孙士毅,历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云南巡抚、两广总督、吏部尚书、大学士。王昶,历任鸿胪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取的士子中,不少人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有些人还是重要人物,对编纂《四库全书》做出了突出贡献。仅据初步统计,名列《四库全书》馆任事官员的便有十六七位,他们是副总裁沈初,总阅官谢墉,总纂官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冯应榴,武英殿提调官韦谦恒,总目协勘官程晋芳,纂修官、分校官金榜、王念孙、张培、鲍之钟、沈叔埏、杨揆、赵怀玉等。

第三,阅兵也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重要活动之一。满族历来有重视骑射,崇尚勇武的传统,历代帝王也都熟练掌握骑马射箭的技能。乾隆皇帝历次南巡,都在杭州、南京等地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乾隆皇帝本想通过阅兵,训练士兵,扭转颓败的风气,并向江南人民显示大清朝的力量。但没想到,阅兵反而闹了许多笑话。乾隆皇帝最后一次南巡阅兵是在杭州,嘉庆皇帝后来回忆那次阅兵时的情形说:“射箭箭虚发,骑马人坠地。”一时传为笑谈。

但是,我们也知道乾隆皇帝“下江南&rdquo;的排场,正如曹雪芹的小说《<a href=https:///tuijian/honglou/ target=_blank>红楼</a>梦》中告诉你的那样:银子花得就像淌海水似的。乾隆皇帝个性张扬,凡事皆好大喜功,南巡也讲求声势排场,奢侈靡费。每次在南巡的前一年,就开始进行周密的准备,指定亲王一人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勘查路线、修桥铺路、葺治名胜、兴建行宫等事宜。

以道路而言,乾隆皇帝要经过的道路称为御道,极为讲究,要求帮宽三尺,中心正路宽一丈六尺,两旁马路各七尺,路面坚实、平整,笔直;凡是石桥石板,都要用黄土铺垫;经过之前,还要用清水泼街,以免扬尘。据说,由于御道要求笔直,不得随意弯曲,结果,许多百姓的房屋被拆毁,坟墓被挖掘,良田遭毁坏。

等到出行时,乾隆皇帝带上皇后嫔妃、王公大臣、章京侍卫、扈从兵丁,一行多达2500余人,兴师动众,前呼后拥,浩浩荡荡。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400余辆,征调夫役不计其数;水路用船1000多只,首尾衔接,旌旗招展,声势显赫。沿途还兴建行宫30多处,每处都装饰一新,陈设珍奇古玩。乾隆皇帝尤为喜欢万民夹道欢迎的景象,因而明确规定,凡御驾经过的地方,30里内,地方官员都要穿戴朝服前往迎接。在此之前,朝廷还要派专门官员到各地教演迎送仪式。乾隆皇帝虽然也由内府负责南巡的花费,但他排场太大,开销也大,据统计,康熙皇帝六次“下江南&rdquo;,“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rdquo;;而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rdquo;,各项花费总数竟然高达200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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