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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盖特视察了被包围的英国军队和犹太农场。深夜，守军看到有个“毫不起眼的人物”前来造访，他头戴一顶博尔萨利诺帽或沃尔斯利式遮阳帽，身着破旧的棕榈沙滩服，系着一条皇家炮兵领带，看起来“像那种你见过的在特拉维夫咖啡馆附近闲逛的可疑的下层人”。三十三岁的温盖特上尉总是全部武装，有着“明亮的蓝眼睛、鹰一样的容貌和一副学者风范的远行苦行僧的外表”，他乘坐一辆“装满武器、地图、恩菲尔德步枪、米尔斯手榴弹和一本《圣经》”的斯图贝克轿车。温盖特判定“犹太人将提供比我们民族更好的士兵”。1938年3月，英军司令阿奇博尔德·韦弗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对温盖特这种“非凡个性”产生了深刻印象，他命令温盖特去训练犹太特种部队，并调动这些所谓的夜间特别行动队镇压叛乱。韦弗尔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那时没有意识这件事与T．E．劳伦斯有什么关联。”
温盖特在雅法门附近的法斯特酒店设立总部。他学会了流利地使用希伯来语，不久就成为复国主义者人人皆知的“朋友”，但他同时也被阿拉伯人看作敌人，被他的许多英国军官兄弟看作胆大妄为的怪人。温盖特搬出政府大厦，和妻子洛纳在塔尔皮奥特安家落户。露丝·达扬（Ruth Dayan）回忆道，洛纳“非常年轻漂亮，像个瓷娃娃，人们无法把自己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露丝的丈夫摩西·达扬（Moshe Dayan），俄国移民的儿子，二十二岁，出生在第一个设立的基布兹，当时已经秘密加入哈加纳并公开在犹太定居点警队中服役。“一天晚上，一个来自哈加纳的人在一名陌生的来访者陪同下出现了。温盖特身体瘦长，笨重的左轮手枪不离其身，随身携带一本小小的《圣经》。每次开展行动之前，他都要阅读《圣经》中关于我们正在开展行动的地方的段落”。这个尊崇《圣经》的福音派军事继承人带领他的夜间行动队反击了阿拉伯枪手。枪手们“被迫认识到他们不再能找到任何确保安全的道路：他们可能在任何地点的一场伏击中被俘”。英国在阿拉伯起义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训练了两万五千名犹太援军，包括由伊扎克·萨赫德——一个成为哈加纳参谋长的前俄国红军老兵——领导的其他突击队。“你们是马卡比的子孙，”温盖特告诉他们，“你们是犹太军队的首批士兵！”他们以其技能和精神为后来的以色列国防军奠定了基础。
1938年9月，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不仅姑息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侵略，还允许希特勒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借此腾出军队：两万五千人的增援部队来到了巴勒斯坦。然而，叛军却在耶路撒冷发动了一次大胆的奇袭：10月17日，叛军占领整个老城，封锁了城门，将英国军队赶了出去，甚至还发行了带有圣城标志的邮票。居住在雅法门附近的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自豪地看到一面阿拉伯旗帜飘扬在大卫塔上，一位被围困在西墙的拉比遭到阿拉伯抢手的恐吓。但10月19日，正如瓦希夫从他的家中看到的那样，英国人猛攻各个城门，重新夺回了这座城市，并杀死十九名枪手：“我无法描述那晚英军和叛乱分子之间的战斗。我们看到了多起爆炸，听到了炸弹和子弹难以置信的爆裂声。”
尽管对犹太人来说温盖特是个英雄，但对英国军官来说他的各种行动还是对英方越来越不利。他们听说温盖特曾一丝不挂地为客人们开门，还和一个犹太歌剧演唱家有过一腿。甚至达扬也承认：“依照通常的标准，温盖特不能被看作是正常人。每次行动之后他都一丝不挂地坐在角落里读《圣经》，还嚼着生葱。”温盖特的师长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gomery）少将不喜欢他的军事鲁莽行为和支持复国主义的做法。蒙哥马利后来告诉达扬，温盖特“精神上不稳定”。温盖特被命令返回耶路撒冷英军司令部。既然已有自己的军队，英国人就不再需要犹太人突击队了。
“我不在乎你是犹太人还是异教徒，”蒙哥马利告诉阿犹双方代表，“我的职责是维持法律和秩序，我也正是打算这么做的。”蒙哥马利宣布这场起义“最终已被粉碎”。五百个犹太人和一百五十个英国人被杀；而这次起义使巴勒斯坦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时至今日仍未恢复元气：所有二十到六十岁男丁的十分之一被杀、受伤或逃亡，一百四十六人被判死刑，五万人被捕，还有五千户人家的住宅遭到破坏。总共大约四千人被杀，他们中的许多阿拉伯人死于自己同胞之手。刚好那时欧洲可能马上需要英国军队。“我很遗憾要离开巴勒斯坦，”蒙哥马利说，“因为我在这里打了一场美好的战争。”[1]
内维尔·张伯伦的父亲曾提议在乌干达建立一个犹太国，张伯伦自己则决定推翻《贝尔福宣言》。如果战争爆发，犹太人除了支持英国反抗纳粹之外，别无选择，但阿拉伯人有一个现实的选择。“如果我们必须冒犯一方的话，”张伯伦说，“那就冒犯犹太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因此，他邀请双方以及众多阿拉伯国家在伦敦举行了一次会议。阿拉伯人提名穆夫提作为总代表，但考虑到英国不会容忍他的出现，最终决定由他的堂弟贾马尔·侯赛尼（Jamal al-Husseini）率领阿拉伯代表团参会。纳沙希比带领温和派与会。侯赛尼家族住在多尔切斯特，纳沙希比家族住在卡尔顿。魏茨曼和本-古里安代表复国主义者出席了会议。1939年2月7日，张伯伦不得不在圣雅各宫召开两次会议，因为阿拉伯人和复国主义者拒绝直接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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