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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上满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士兵。“耶路撒冷的帕夏”——地方长官爱德华·基思-罗奇的主要挑战是控制澳大利亚人，这些人经常出入新城中心的老亨斯曼斯饭店里由老鸨柴娜经营的一家妓院，由于多次检疫都未能控制性病的传播，罗奇将“柴娜和她的乌合之众逐出了城区”。

1942年，德国人向高加索纵深推进，同时，隆美尔将军的非洲军团正在向埃及推进。巴勒斯坦的伊休夫危在旦夕。在地中海对面的希腊，党卫军大队长沃尔夫·拉夫领导下的非洲别动队，已被指派去屠杀非洲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瓦希夫·贾瓦哈里耶记录道：“当德国人到达托布鲁克时，犹太人的脸上显出了忧伤、难过和恐惧。”一个阿拉伯小贩用阿语叫喊着卖沙子——“拉梅尔”[5]听起来像“隆美尔”——使犹太人以为德国人正在逼近。“他们开始哭喊并不顾一切逃亡。”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回忆说。瓦希夫的医生是犹太人，他表示如果纳粹到达，他愿意藏匿医生和他的家人，但是医生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他向他的病人展示了他为自己和妻子准备的两个装有毒药的注射器。

1942年10月，蒙哥马利将军在阿拉曼重创德国人，魏茨曼把这个奇迹比作西拿基立从耶路撒冷的神秘撤离。但11月，首个关于大屠杀的可怕消息传到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邮报》刊登了德军“大规模屠杀波兰犹太人”的报道。耶路撒冷犹太人哀悼三天，并且在西墙举行了仪式。

1939年的白皮书宣布了英国人对犹太移民的制裁，这是最糟糕的时候：正值纳粹统治下的欧洲犹太人遭受大屠杀之时，英国军队开始遣返载有绝望难民的船只。阿拉伯起义、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和白皮书使许多复国主义者确信，暴力是迫使英国允诺犹太家园的唯一方法。

犹太代办处控制着最大的民兵组织哈加纳、拥有两千多人的特种部队帕尔马赫，还有两万五千名由英国人训练的民兵。此时，本-古里安是无可争议的复国主义领导人，“一个矮胖的人，具有先知般震撼力的银发”环绕在他的秃顶周围，用阿莫司·奥兹的话说，他有“浓密的眉毛，粗大的鼻子，古代水手般突出而傲慢的下巴和一个光芒四射的‘农民预言家’的意志力”。然而，此时却是更为好战的伊尔贡发动了反抗英国人的战争，领导者是一名不愿妥协的新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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