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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汪精卫是一个爱国者。至于卖不卖国，怎样卖，那是第二个问题。
有人会说，都到那样一个地步了，还侈谈什么爱国？说得好，对敌妥协不言爱国，败军之将不言勇。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数百上千年以来，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说到底，动机并不是最重要的，也永远争论不清。再崇高的动机，如结果一团糟，也不能拿“好心办坏事”开脱其咎。反之亦然。何况所有的推断，都只是推断而已。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关键要看其所为，究竟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具体到汪精卫，主要应该讨论第二个问题，即卖不卖国，而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
汪精卫发动“和平运动”，其负面效应显而易见，几乎所有涉及这一议题的文论都做过分析，这也正是定其汉奸罪的根据。大致有：签订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成立傀儡政府及伪国民党中央，分裂抗战阵营，打击了民族士气；为逃兵尤其是降将提供了“合理”藉口；粉饰了日本侵略军的亡华阴谋；积极反共，而共产党当时是抗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协助和维护日军对沦陷区的统治，镇压地下抵抗运动；提供日军侵华的物资资源；让日本腾出手来，发动太平洋战争，等等。
这些指控都没错。所有这些负面效应，都是汪氏“和平运动”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他是作为“战败一方”与敌议和。抗战的最后胜利，推翻了汪氏付出这些代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最大的代价如承认“满洲国”之类都是可以收回的；万一抗战不能取胜，那么中国至少可以守住已经签约的这条底线。事实上，谁也无法断言中国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对当年那场战争的惨胜感到侥幸，如释重负。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以战为主，以和为辅，和战并用，这是一种明智的抉择。既要有“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义勇，也要有以暂时的妥协保全实力留有退路的灵活。即连领导抗战到底的蒋介石本人，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日和谈的可能，这不是他的动摇和软弱。延安的共产党与日军暗中交涉，也不能说是通敌和叛卖。正如历史选择了蒋介石作为抗战的领袖，能够担当议和重任的人选，遍观当时之中国，也非汪氏莫属了。
“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
汪精卫在对日议和中，其个人表现的勇气和一定的原则性，连日方都为之敬重。据胡兰成回忆，当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的清水重三，曾参加多次汪精卫与日方的重要会见，私下叹道：“我在旁看著，这边是战胜国，坐著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著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见汪先生是大人，我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卫公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汪先生的风度气概，如山河不惊，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今生今世》)
日汪和约，当然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对于签订不平等条约者，一概斥之为汉奸，如秦桧，如李鸿章。汪精卫就更不用说了。苏俄逼使中国允许外蒙独立，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借故推脱，乃至辞去外长，为的就是不担汉奸罪名。南京失陷时，日本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份“和约”，汪精卫劝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孔不敢签：“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了两颗子弹。”
汪精卫虽有“胆子”，也不敢贸然签字，他知道这一笔下去非同小可。他不怕“引刀成一快”，却害怕当卖国贼，留下千古的骂名。一份“和约”，往往复复逐条讨价还价好几个月才出台，按说是毫无意义的。日本最后投降，这份条约成了废纸，而汪氏亦未能逃脱卖国的骂名。但他的几番坚持达成协议，还是尽可能地争得了国家的尊严和利益，甚至赢得了对方的敬重，及一部分日本官员的同情。而这份和约，至少在沦陷区，在日本投降前的数年时间内起了作用。
汪精卫一方争的是哪几条呢？一，中华民国国号、首都南京、青天白日国旗、三民主义国策不变；二，日军必须从中国撤退；三，日军占领区的中国法人以及个人所有的铁路、工厂、矿山、商店、一般住宅，应迅速归还；四，不承认满洲国。如果这几条完全得以实现，平心而论，那就不是不平等条约，而是平等条约了。日本政府方面自然不会同意，提出：一，由于三民主义是排日抗战的根源，应当修正这一理论；二，青天白日国旗仍为抗战的重庆政府使用，并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为避免混淆，图案应予修改；三，日军占领的住宅、工厂、商店可以归还，但铁路在战争期间由日方管理，待全面和平后立即归还。这三条，第三条可以理解；唯第一、二条，连日本专门派做对汪工作的“梅机关”主要成员犬养健也认为过分，“因为自古以来，无论什么样的战胜国，还没有连对方国家的建国原理及国旗图案都加以干涉的先例。况且，这又是超越胜败的两国间的和平运动。”(犬养健《扬子江今天仍在奔流》)
这两条虽然过分，却都是虚的，也与前几次日方提出的“和平条件”不一样。这是因为日方内部对中国问题一直有较大分歧，日本政府迭次换届，其政策波动、摇摆，有时不免生疏和荒唐，或节外生枝。总之，汪精卫遇到的对手是十分难缠和蛮不讲理的，远远超过了他预先的估计。但他走到了这一步，已无可回头。经过大半年的苦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卫在上海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主要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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