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清政府由于国力衰退﹑内忧外患，越来越失去作为宗主国的地位和能力﹔另一方面，它又实在不甘心丧失这个历来被认做后院的藩属，而以一步步剥夺西藏自主权的方式来加强对它的控制。不妨这样说﹕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地位都在下降，都是国将不国。这就将西藏的定位变得复杂化。从十四世达赖喇嘛后来感叹的，英美等西方大国对于西藏前后矛盾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也吃不准，这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西藏，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国家，也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国家﹔你可以说它是中国一部分，也可以说它不是中国一部分。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就看西藏自己怎么说了。遗憾的是，它什么都没说。等到共产党的军队兵临城下它再急忙呼吁，已经没人理它了。

佛教对西藏的正负作用

达赖喇嘛制，是解读西藏主权归属另一组重要密码。经历过中世纪黑暗的西方国家，对于政教合一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认为是反文明的旧习。一些支持藏独的学者，以梵帝冈模拟西藏，　平方公里﹑四周为意大利首都罗马所包围的城中之城，竟然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它的国家元首也是宗教领袖﹗但是他们忘了，梵帝冈恰恰是政教分离的产物。它的臣民，出城即丧失公民资格。也就是说，它对于个人只有影响力，而不具有实际的管辖权。它的国家地位，其实是为了尊崇教皇人为规定出来的。西藏刚开始寻求西方支持的时候，人们对于一个出家人同时又是僧俗两界的最高领袖，不易产生同情。直至十四世达赖喇嘛逃亡以后，几年辛苦经营，才逐渐赢得西方人士的好感。但那已经太晚了。

关于佛教对西藏产生的正负两面的作用，大致归纳起来，正面作用是，佛教使得地广人稀的藏民有一种心理凝聚力，西藏地处高原，自然环境艰苦，佛教可以使他们超脱现世苦难，安守本分，积德扬善，获得强大的精神皈依感。负面作用是，庞大的佛寺体系对于供养它们的藏民来说是过于沉重的负担，出家人不能婚嫁，不从事除佛事外的生产劳动，使西藏人口的增长﹑经济﹑科技教育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使一个历史上曾十分强悍的民族越来越衰弱，渐渐失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总的来说就是，西藏从佛教那里得到的主要是精神上的利益，失去的主要是物质上的利益。它跟清朝的关系，是拿精神换取物质，也就是前面说的“庙和村”的关系。当中国政府不再需要这种精神作用，它对西藏的供养就成了完全的“施舍”，它对达赖喇嘛体系的支持，就要以剥夺其部分主权作为代价。

文化上看达赖转世利弊互见

达赖喇嘛依“转世”的方式传承，这种方式作为藏传佛教的一种定例，如果从一位同时也是世俗的领袖来考量，它的利弊互见十分明显。挑选一位天资聪颖的“灵童”，从年幼时即着意培养其学识﹑品性，使其能够在成年以后担当领袖的大任，以保证不出“昏君”。达赖喇嘛的身份一经确认，则终身不变，不会出现挑战者。领袖地位的稳定，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达赖的领袖地位比皇帝﹑国王还要稳固，帝王还可以废弒，而达赖是废不掉的。十三世达赖两次被清廷革去名号，都遭到西藏僧俗各界一致反对，只得予以恢复﹙第二次由中华民国政府恢复﹚。无论他做过什么事，哪怕是逃离西藏，也仍是达赖，为西藏人民所拥戴，为他的对手﹙如中共﹚所不得不承认。

但转世方式的弊也很大。每次转世，都会因达赖喇嘛的缺位和年幼，出现20　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摄政期。这样，西藏政治制度实际上并非单一的达赖喇嘛制，而是“达赖喇嘛─摄政制”，政权由成年后的达赖喇嘛与摄政轮流执掌。如果达赖长寿，可望在位时有所作为﹔反之短寿乃至早夭，西藏政局就难免动荡不稳，甚至出现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宫廷政变的权力斗争。不幸的是，达赖喇嘛没有几位寿命长的。

具体到每一世达赖喇嘛，其寿命分别为﹕

一世，84　岁﹔二世，6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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