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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农民造反者，迟早要成为职业军人，成为数十万红军、百馀万八路军、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中坚骨干，成为像模像样的将领，正如历史上数不清的由造反起家、出身低微的帝王将相那样。不能说他们都是流氓，不能说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是流氓军队。事实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队纪律严密，与古今中外的任何一支军队相比都堪称“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唱到毛泽东的晚年。当然还要看是对谁。对一般穷苦百姓是“不拿一针一线”，对“土豪劣绅”就不能不犯了。红军时期，“打土豪”是赢取农民的政治口号，也是斗争的手段和目的，更是军费的直接来源。打一个“土豪”，就可以搞到几百、几千和上万的银元。这种以贫富划分阶级、敌我，以军力掠夺私人财产的行为，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土豪”层出不穷的今天显然是荒谬得不可思议的事，当年却是大张旗鼓的革命。
据《黄克诚自述》，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打进长沙，“为了筹款，曾把长沙城里的资本家、商人统统抓来，以杀头和烧房子相挟，迫其交出款来。结果，吓得那些资本家、商人纷纷逃离长沙。”黄克诚后为十大将之一，庐山会议时与彭德怀一道为人民的疾苦“鼓与呼”，而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成员。这样一个在党内“一贯右倾”的高级将领，晚年追忆其一生的革命经历，仍不认为当年的“筹款方式”有什么错，只是对筹到款后没有及时撤退被敌人反攻受到损失表示遗憾。
打土豪，不全是为了抢钱，还有“分田地”。北伐时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把它改成：“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把地主的田地分给广大的农民，红军才得到农民的拥护，农民才认为这是“咱们的队伍”，才会心甘情愿地为红军带路、放哨、通风报信、冒死送盐、掩护伤病员。地主土豪毕竟是少数，孤立和打击了少数人，赢得了多数穷人的支持，政治上是极为合算的，何况自己还有抢钱的经济利益。
中国的道义：土匪打土豪
从道义上讲，“劫富济贫”不仅合乎中国民间英雄好汉的作为，也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一致。抗日战争期间，为了统一战线，八路军不再打土豪。到了国共内战即“解放战争”时期，打土豪又以“土改”形式确定下来。凡占领一个地方，马上发动群众，进行阿Ｑ式的土改运动，“分田分地真忙”。当我们回首去看国共对决的那场战争，解放区的农民心甘情愿地冒著硝烟炮火，推车挑担支援前方的共军与国军作战，那样的场面真是激动人心。那种架式，国民党的江山岂能不丢？
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水浒》：“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这里有两个错误。一，劫生辰纲的是晁盖而非宋江；二，取之以后并没有归农民，是被好汉们私分了。毛泽东其实是以《水浒》对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作注解，合不合原著倒无所谓。共产党不仅仅是一伙梁山盗贼，并不是只知道劫别人的财富。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二一年正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就把父母去世遗留下来的田产全部分给了当地农民。一九四七年，身为地位书记的赵紫阳，也不能免其父亲在土改运动中被斗死。不但不能免，他本人反而还在自己家乡推行严厉的政策：
“地主出身的干部必须站到农民一方面来，首先是在思想上和家庭断绝关系，主动说服家庭，认真执行土改。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不仅是打通思想，如果干部与群众对立，党的原则是要群众不要干部，否则防空洞就无法清除，地主阶级就消灭不了。阻碍群众运动的要开除党籍，甚至要判罪。如果部队干部带部队回村镇压农民运动时，农民可以向其开火。这个冲突的性质就是阶级战争。”
四十年后，已经是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袖赵紫阳站在广场上，声泪俱下地向绝食学生那番表白，早已没有了早年“消灭”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地主的冷酷了。是他从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悟到了这种“消灭”并非最佳方式，或者根本就不合人性？反而是解放初期，将自己大地主家庭的继母、兄弟都接到城里逃避了土改斗争的邓小平，却在这时候作出了军队开枪镇压学生的决定。历史的诡谲就在这里。
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还不止于此。不要说个人财产，就连骨肉至亲都可以舍弃。战争年代，把刚刚出生的婴儿送给当地的农民，这在高层共产党人中是非常普遍的。陶铸的妻子曾志，同前夫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儿子生下来才四十天和十三天便送了人，一个儿子由党出面卖了一百块大洋以筹措急需的组织经费。江西苏区时，国民党曾派人游说、策反共产党将领，其中就有红军军长黄公略的一个异母哥哥和一个叔父，黄公略当即报告毛泽东、朱德，把他们都杀了。共产党由如此“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组成，任何政治对手都不能不败下阵来。
井冈山是红军的发源地，毛泽东上山之前，已有袁文才、王佐的一支土匪武装盘踞。这支队伍与毛领上山的“秋收暴动”的农民合并，成为“中央红军”最早的基本成员。袁、王二人都加入中共，又都被共产党所杀。十大元帅之一的贺龙，十六岁就当上哥老会的十排老，十九岁以两把菜刀起家建立武装。中共建政后，这段故事被说是成“两把菜刀闹革命”，其实就是当土匪。他先是领著三十来个人抢了镇团防局的四十条枪，聚众失败；又领著二十个人去攻打盐税局，杀人抢枪；第三次，砍了赴任路过的慈利县县长的两个护兵，接著又缴了二十来个溃散的川兵的枪，这才拉起一支队伍。被国民革命军收编后，当上军长，八一南昌暴动任总指挥。暴动失败被打散，贺龙回到湘西重新拉队伍，还是以龙头大老的身份拉拢和收编多部土匪，成立红二方面军。解放初期，共产党在湘西大规模剿匪，剿的就是像当初贺龙这样的土匪。许多本内容纪实的剿匪记，描写土匪起家的故事，与贺龙的行径毫无二致。文革后有些湘西学者提出，那些不应该算“土匪”，应该算“农民武装”，就像《杜鹃山》中未抢到中共党代表柯湘之前的雷刚的队伍。问题是雷刚本身也是土匪，不论是抢到柯湘之前还是抢到柯湘之后，也不论是井冈山式的还是梁山泊式的。贺龙打团防局，如果说多少还有一点“打反动武装”的意思，那么打盐税局算什么呢？和抢银行、打税务局、邮局有什么区别？文革中贺龙被指为大土匪、大军阀，倒是道出了事实的真相，只是无人敢顺著这条线索，触及到共产党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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