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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政治是恐怖专制的代名词。中国历史上,明代的特务制度最为完整,也最为后人诟病,认其是最专制独裁的一个朝代。特务组织之严密、行藏之诡秘、纪律之严格、手段之残忍,与流氓帮会极为相似。戴笠领导的军统,与青帮头子杜月笙关系密切,乃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常联手行动。汪精卫接受日本“和议”成立南京政府后,手下的特务机构也极为发达,与重庆方面既抗衡又勾结,气焰不输正牌的军统。汪氏的特务也有青帮的直接参与。与其说汪是效法蒋介石,毋宁说国民党与青帮一类流氓组织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台湾,国民党的“黑道”背景,至今仍未能彻底洗清。

戴笠投身革命前是一个无业流民,亦即市井流氓。在他一手创建的军统中,以同乡、故旧、亲友为亲信,充当要职委以重任,是其发展组织的一大方式。毛人凤、沈醉这些著名特务,都是走这条路子上来的。另一个方式是招降纳叛,尤以共产党的叛徒为主。这是因为共产党视叛党变节分子为第一大敌,绝不宽宥,一经叛变,再无走回头路的可能;而他们对共产党的组织运作较为熟悉,有利于打开缺口,进行策反和破坏。担任过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顾顺章、张国焘都先后成为军统成员。

共产党因组织形式极为严密,使得国民党特务利用叛徒进行破坏能量大减。但要说共产党不怕特务破坏那是不可能的。江西苏维埃时期的“打AB团”,延安时期的整风“抢救”运动,及至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的“镇压反革命”、人人过关“坦白历史”,甚至文革中的“抓叛徒、特务”,都是被国民党特务吓伤了的举动。这些举动,与其说是打击了对手,倒不如说主要是自残。以冷酷、恐怖的自残方式以防止对手的侵袭,也是帮会组织经常采用手段。

代价沉重的中国民众

国共之争如果只限定在两党之间,倒也没什么可说的,问题是殃及池鱼。人民得被迫作出选择:你支持共产党还是支持国民党?“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就算你走出来了,也是最危险的一条路,国民党认为你是共产党(右派),共产党认为你是国民党(左派)。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发动广州暴动,要求支持共产党的市民戴上红领巾为标志。共产党专门杀不戴红领巾的,国民党则专门杀戴红领巾的。广州市民无所适从,只能痛苦悲号。实际上,这种“无所适从、痛苦悲号”,贯穿了中国人数十年的政治生活。即使你什么党派都不是,即使你只是小民百姓,仍难逃扣上一顶“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帽子横遭迫害。

共产党毕竟取得了胜利,在两大曾相互携手合作的流氓势力的决斗中,农村土匪终于战胜了城市流氓,掌握了这个庞大的国家的政权。中国是一个流氓性十足的社会,这是国共两党得以先后主宰国家命运数十年的重要基础。为什么中国人选择了“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与阿Q的理想模式不谋而合。我不赞成所谓“武力征服”的说法,武力征服了谁?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后,中国绝大多数的民众由衷地欢迎“解放”,这样才有一七○万国民党军队阵前倒戈,才有南京政府的迅速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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