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政治是恐怖专制的代名词。中国历史上，明代的特务制度最为完整，也最为后人诟病，认其是最专制独裁的一个朝代。特务组织之严密、行藏之诡秘、纪律之严格、手段之残忍，与流氓帮会极为相似。戴笠领导的军统，与青帮头子杜月笙关系密切，乃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常联手行动。汪精卫接受日本“和议”成立南京政府后，手下的特务机构也极为发达，与重庆方面既抗衡又勾结，气焰不输正牌的军统。汪氏的特务也有青帮的直接参与。与其说汪是效法蒋介石，毋宁说国民党与青帮一类流氓组织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台湾，国民党的“黑道”背景，至今仍未能彻底洗清。

戴笠投身革命前是一个无业流民，亦即市井流氓。在他一手创建的军统中，以同乡、故旧、亲友为亲信，充当要职委以重任，是其发展组织的一大方式。毛人凤、沈醉这些著名特务，都是走这条路子上来的。另一个方式是招降纳叛，尤以共产党的叛徒为主。这是因为共产党视叛党变节分子为第一大敌，绝不宽宥，一经叛变，再无走回头路的可能；而他们对共产党的组织运作较为熟悉，有利于打开缺口，进行策反和破坏。担任过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顾顺章、张国焘都先后成为军统成员。

共产党因组织形式极为严密，使得国民党特务利用叛徒进行破坏能量大减。但要说共产党不怕特务破坏那是不可能的。江西苏维埃时期的“打AB团”，延安时期的整风“抢救”运动，及至共产党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的“镇压反革命”、人人过关“坦白历史”，甚至文革中的“抓叛徒、特务”，都是被国民党特务吓伤了的举动。这些举动，与其说是打击了对手，倒不如说主要是自残。以冷酷、恐怖的自残方式以防止对手的侵袭，也是帮会组织经常采用手段。

代价沉重的中国民众

国共之争如果只限定在两党之间，倒也没什么可说的，问题是殃及池鱼。人民得被迫作出选择：你支持共产党还是支持国民党？“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就算你走出来了，也是最危险的一条路，国民党认为你是共产党(右派)，共产党认为你是国民党(左派)。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发动广州暴动，要求支持共产党的市民戴上红领巾为标志。共产党专门杀不戴红领巾的，国民党则专门杀戴红领巾的。广州市民无所适从，只能痛苦悲号。实际上，这种“无所适从、痛苦悲号”，贯穿了中国人数十年的政治生活。即使你什么党派都不是，即使你只是小民百姓，仍难逃扣上一顶“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帽子横遭迫害。

共产党毕竟取得了胜利，在两大曾相互携手合作的流氓势力的决斗中，农村土匪终于战胜了城市流氓，掌握了这个庞大的国家的政权。中国是一个流氓性十足的社会，这是国共两党得以先后主宰国家命运数十年的重要基础。为什么中国人选择了“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与阿Ｑ的理想模式不谋而合。我不赞成所谓“武力征服”的说法，武力征服了谁？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后，中国绝大多数的民众由衷地欢迎“解放”，这样才有一七○万国民党军队阵前倒戈，才有南京政府的迅速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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