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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极权制度有过而且仍不断有着"对文学的毁灭"，但并不是极权制度一定和只会毁灭文学。奴隶制度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戏剧文学。封建制度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苏联的萧霍洛夫和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日本侵略军的法西斯统治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张爱玲。

极权制度当然是很坏的制度。悲剧在于，大部份的人类文明恰恰是在极权制度下创造的。真正的民主政体的建立，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仅是近一、二百年的事。这说明文学，还有科学和艺术，虽然与政治制度不无关联，仍有它们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生存系统。说到底，文学创作是一个纯个人的劳动过程。作为异议作家，你可以反对甚至反抗你所处的极权制度，但你不能因此而反对极权制度下的文学，尤其是反对这种文学的存在，除非你觉得极权制度对文学的毁灭还远远不够。

对于一些先前处于"地下"的文学作品，后来又被官方刊物公开发表，贝岭常常感到困惑："不知用哪种表达更为准确"，--"非官方的"、"独立的"，"民间的"，还是"地下的"等等。显然哪一种表达都不准确。表达的困惑，实际上是定义的混乱造成的。贝岭以是否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来作为文学作品是否属于"官方"、"独立"、"民间"和"地下"，最后自己也闹糊涂了。他也知道，"严格来讲，地下的文学活动从来未放弃走到地上来的权利，也从未放弃在国家控制的刊物上发表的可能。"我们是否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贝岭所从事的"独立的文学活动"，从未放弃变成官方的、不独立的、非民间的和国家控制的文学活动？从地下到地上

事实上，贝岭真的没有放弃过被他指为文学"毁灭者"的官方承认的努力。他在北京，就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提出注册，出版由他主编的海外文化刊物《倾向》。他说，这是他这次回国的目的之一。新闻出版署的官员翻阅了他赠送的刊物后一再表示，不是刊物的内容使他们拒绝，而在于刊物不是国家机构创办，也没有隶属单位。

在这里，我毫无指责贝岭向官方申请注册这份刊物的意思。我甚至还很欣赏他所做的这些努力，他的认真和热忱。这里只是想借此说明，他在自己划定的框架里必然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他力图建立一套官方系统以外的文学体系，一方面又力图将这套文学体系纳入官方系统以内，他居然把这项工作称之为"独立的文学活动"。

几乎每一个诗人和作家，都经历过"地下文学"的阶段。一篇作品在没有公开发表之前，或者说没有变成铅字之前，都可以说是地下文学。有的写在日记本上，有的装订成册，有的在沙龙里朗读，有的成为手抄本，有的被打成油印稿，--哪一个作家或诗人没有过这样的文学青年时代？或者说，哪一个文学青年在得到社会承认前，没有从事过这样的"地下文学"活动？这种"地下文学"，在各种社会形态下都可能产生，绝不是极权制度的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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