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治愈下，得车愈多，是经常的，但长远来看，还没有过一个国家，靠耍这种聪明，来达到可靠的成功。破坏规则者最先得利，但“我能往，寇亦能往”，回火是迟早的事。归根到底，用在人事上的心思，从来也没有给人类带来实际的福祉。如果一个社会中，最出色的头脑，所钻研的问题，既非外物，也非自我，而都是些人际之间的长短是非，那么这个社会的成员，要实际而非想像地生活得越来越快乐，是没指望的事。

便是在战争中，智术也不是制胜的关键。文明社会，经常被野蛮人的骑兵冲得七零八落，尽管文明人聪明，懂得好多花样。《三国演义》的读者都会奇怪，诸葛亮总打胜仗，但蜀国的形势，却在同时江河日下。《三国演义》很多地方不合正史，不过这个道理倒不偏。

为什么说不读《孙子》呢？曰不用读。咱们这里，人人都是兵法家，至少现在是这样；在兵法盛行的社会里，不懂兵法的人，早已把基因还给上帝，彻彻底底地绝种了。不用读《孙子》，我们就已经拥有了使别人不幸福的种种智慧，至于如何使自己幸福，可以参考这条格言—它没有写在任何一本书里，只写在一切书里：别人的不幸，就是我的幸福。

不读图书

这里说的图书，指的是河图洛书。河图见于《论语》和《墨子》，证明在春秋时代就早已有这传说，只是他们提到河图，只二三字，我们从中得知黄河出图是很大的吉祥，至于这河图画的是什么，有无文字，抑或像伪《古文尚书》中说的那样，是一种宝器，已无可考。洛书之说，出现要晚得多，不会早于战国后期，是取自民间传说，还是方士捏造的，也无法知道了。

最有名的表述，是《易传·系辞》里说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现在我们知道《易传》诸篇的作者，最早不过战国，但汉人以为那是孔子做的，所以《系辞》中的话，后来竟成儒学建立世界观的枢要。西汉的儒学，既驳杂又野心勃勃，龙马负图的传说，也就起于这时候，即大戴《礼记》之所谓“河出马图”。

大戴《礼记》又最早把一种数图和九宫联系起来。九宫之说也起于战国，说的本是帝王一年之中轮流居于九室，以与天文相应。大戴《礼记》吸收了汉代的数学成就，提出明堂九室的制度为“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

宋人所谓的洛书，就是它了，画成图，便是我们熟悉的九宫图，或纵横图的三阶形式。有个口诀，叫“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现在许多小学生也知道的。对数学知识贫乏的古人来说，这一数字图式，越把玩越觉奇妙，甚至以为它是密码，拥有解释万物运行的神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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