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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藏书室内踱来镀去，自言自语，自得其乐。1957年后，我被彻底孤立，在机关内，大家都不同我对话，有的人是不屑于，有的人是怕。我自己又傲性难改，不肯胁肩谄笑，曲意逢迎。这样孤立下去，长久不说话，影响胃液分泌，神经得不到必要的兴奋，恐怕会生病的。出于生理需要，我找古人同我对话。常规的对话方式是埋头攻书，抬头凝目窗外，微动嘴唇默语，蜀人谓之“说鬼话”。特殊的对话方式便是躲在公家藏书室内，作大学教授状，踱来踱去，高谈阔论，时而娓娓，时而滔滔，辅之以手势、配之以笑容，就像我们四川的名伶王永梭溃他自编的独角谐剧那样。前面引的同许慎的对话只是一例而已，被我拉入室内做了靶子的论敌多得很，不及备载，只不过许先生挨打次数最多，挨得最惨罢了。这些不幸的论敌，既然都是死人，同我阴阳隔路，当然有口难辩，没法反驳，所以每一次对话的结局，在我，总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非常过瘾。这不仅是生理需要，也是心理需要——可以改善自我感觉，认识自己确实不是饭桶，从而加固人生信念，去攻更多的书，去好好地我行我素，照旧（而不是重新）做人。

在图书资料室工作一年零四个月，日日早起，扫地抹桌，协助清理藏书，自己装订报纸，替别人跑腿啦借书啦查资料啦，兼替伙食团拉煤拉米，勤勤恳恳，克尽厥职，对得起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工作余暇，拼命读书而外，还偷偷地写了两部稿子，梦想将来摘掉帽子之后，能够公开发表。“人还在，心不死！”这话倒是真的。

第一部稿子是长诗《曹雪芹》，脱稿于1962年秋（1963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这首长诗共五百行，写了三十多个夜晚，自己觉得挺不错的。如果当时给我摘掉帽子，肯定我要寄出去的。如果寄出去，肯定能够发表的。如果发表了，不超出三年，肯定会被一群棍子打成毒草的。如果打成毒草，肯定我不会有好下场的。多亏那顶摘不掉的铁帽子，是它救了我的蝼蚁贱命。稿成四年之后，文革爆发，风闻要抄家了，我还舍不得烧掉。何洁也不赞成烧掉，她带着稿本回成都去，交给右派分子难友邱原保管。邱原用层板做一只方凳，稿本夹藏在方凳的坐面内。不久，风声紧了，怕不安全，何洁去邱原家取出稿本，送到双流县乡下亲戚家中，埋藏在灶门前的灰槽里。又不久，那里也不安全了，亲戚家人便把稿本烧掉。我知道《曹雪芹》被火葬，不但不难受，倒很快活，仿佛头顶上移走了一柄悬刀。

第二部稿子是挺有趣的科普读物《字海漫游》，尚未脱稿。我拿一只矩形木匣，一尺二寸长，八寸宽，原来是放置在机关内走廊边当作公共痰盂用的，倒掉石灰，洗掉秽迹，钉一副合叶锁扣，改造成一只小箱，将这一部未完工的稿子藏在箱中，锁好，放在枕边，好做美梦。不用说，这一切我都是悄悄干的。如果你要苛察严责，这当然是盗窃社会主义公共财物的行为，是右派分子的反改造的破坏活动。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与其用来装大家的毒，不如用来装我一个人的毒！”（lz）

我在工作余暇拚命读书。1963年夏，为了方便，干脆在图书资料室的长沙发上夜宿，不回公家藏书室去睡觉。那里又闷又热，蚊子又多，又有旧书散发的霉臭。图书资料室很宽敞，前有大窗，后有高窗，空气对流，十分凉爽，利于暑夜攻读。我这个人又不择床，哪里都能酣睡。睡长沙发，一不用席子，二不用枕头，只需一张破破烂烂的毛巾被子便行了。这样就触发了一些人的革命义愤。他们认为右派分子只宜劳动，不宜读书，愈读愈坏，便要求省文联领导上赶我回农场去。还有人提醒大家说：“同志们要注意，流沙河在同我们搞卧薪尝胆！”

回农场去，没有什么不好。贱躯只害怕饥饿性水肿（1960年尝过这滋味），不怕劳动，尤其不怕丢人现眼的苦役。白天劳动，脑子得到休息，入夜攻书，神思倍加猛锐，斩获特多。何况机关内左风又乍起，三年饥馑结束了，肚子又饱了，现在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了，我还赖在那里，于人于己，诸多不便。谢天谢地，1963年9月26日我走出了成都布后街2号的后门。下面是那一天的日记：

秋分已过。

今日上午收拾行李以及零星杂物。要回农场去了。中午肉食。饭后酣睡如常。大好晴天，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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