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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洪是躲避造反派的迫害才逃离本镇的。以后，他的老母无人侍候，饥寒频频。街巷儿童无知，投石打她，吐她口水。她关死门，又向门缝撒尿淋她。可怜老母，旧社会做女佣人，新社会翻身，晚年遭罹文革之祸，陷入比旧社会更悲惨的境况。身心受创，哭诉无门，她疯了。1984年张友洪刑满返故乡。现在在纸盒社劳动，已结婚了。近况不详，想来早已失去二十二岁那年的英姿雄态了，这就是反对红卫兵运动的下场！掷笔拍桌，老泪纵横，叹叹！

说了红的说黑的。黑的那一位姓蔡名长乐，下乡知青，务农。本镇人背后叫他蔡小偷，可能是指他在乡下务农时同某些下乡知青一样的爱在夜间“跳丰收舞”。他的身材瘦弱，脸色苍白，眼眸灵活乱转，一副聪明相。如果不发生文革的噩梦，他可能也有一条明亮的前途。他弄我去审，我认识了他。在他审我以前，我已多次听人谈到他了。他是反到底战团的头头，勇于惹祸，敢于同保守的尖刀团作对，敢于冲派出所，在本镇的造反派内威望颇高。1966年秋后，我的处境已相当可悲了，书籍被抄没一空，又被抄家，上面不再将我“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一夜，两位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到我家中，叫我跟着他们去。他们引我到镇政府旁边的劳动讲习所旧址去，叫我坐在角落等着。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大约都是红色工人造反兵团的成员。这些人过去地位低，现在随造反派而崛起了。我看见同社的木匠韩二哥也在这里。他过去同我有点头招呼，现在没有了，好像不认识。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是红色工人造反兵团（简称“红工”）的指挥部。

等了好久，那两个引我来的年轻人叫我进房间去。房间内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两把椅子，还有一张办公桌靠墙放着。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好像中学生，怪怪怪，有椅子他不坐，却高高坐在办公桌的桌面上，双手抱膝，背凭着墙，仰面向着屋上。那两个年轻人各坐一把椅子。我没有座位，憨痴痴地站着。

坐在桌面上的那个中学生模样的人偏头向我微笑，似乎在研究我。他忽然问：“认得我吗？”

我回答不认得。

“唔，不认得？”他又问。

我仔细看了他那稚气而清秀的脸，估计只有十六七岁（当然估计低了）。断定从来没见过他，我说：“真的不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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