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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古歌]文革闹剧终场之翌年,川台广播川剧《五台会兄》诸传统节目。予听而泣。友人家女孩说:“妈妈,收音机里唱古歌了。”传统川剧绝迹人间凡十三年,女孩不知川剧为何物,故以“古歌”称之。
[美国老头寻旧踪]1978年夏,予方摘帽,仍钉包装木箱。某晨,有美国老头率其子女来访本镇。入公园大操场,对子女说:“三十五年前,我在这里打篮球!”又询公园附近居民:“你曾见过我吗?”被询者皆摇头。询至中学校附近,有老妪称,抗日战争年代,山西铭贤学院逃难,迁来本镇,当时她见过几位美国人。美国老头大喜而泣,握老妪手,嘱其子录像焉。又询本镇官员:“当年同打球的能见见吗?”有老体育教师已退休者被引来。美国老头上前拥抱,拍肩,泪出,又嘱录像。旋即率家人驱车赴姚渡,往看铭贤学院旧址曾家寨子,午后,折返本镇。美国老头恭立车上,沿街点头,频频挥手,告别街民。想到今生不能再来此地,便缓车速,平伸左手,反握录像器,为自己录像。小镇偏僻,算来三十余年,美国人来访,尚属第一次。七八天前,镇上预作布置。饭馆面馆,家家新砌炉灶,打扫清洁。大东街甜食店卖汤圆,每碗特添蜂蜜一勺。予携小儿每晨必顾,喜其甜也。美国老头一家,匆匆晨来夕去,意在寻觅旧踪,不在饕餮。既去,蜂蜜亦取消。
29.别了故园
1978年5月6日午前9点摘掉帽子。戴上帽子是在1958年5月6日午后3点。只差六小时,便是二十年。戴帽是在成都市布后街2号省文联小会议室。我坐中间,抱臂望着宣读人。心中不服,难免反映在脸上,所以当面被宣读人骂成“九少爷威风不倒”。摘帽是在金堂县城厢镇中学校大操场边。我坐教室外石阶上,低头聆听有线喇叭宣读,看不见宣读人。心中快活,脸上不好反映出来。脸上只是皱眉蹙额,作愁苦状。深怕显得快活,被有线喇叭看见了,惹得有线喇叭不快活。心中快活,这是因为我知道从今后我可以一心一意钉木箱,不受刁难,不被亏待,不做那做不完的义务劳动了。
我总是天一亮就起床。淘米下锅后,叫儿子鲲鲲也起床。我坐在灶门前,一边添柴烧火,一边课督鲲鲲英语。从1975年9月起,自编课本教他英语,迄至摘帽时已两年零八个月了。吃了早饭,我就带着他去木器家具社上班,赶钉包装木箱。每只木箱的两个档头都是他帮我做的。我必须每天赶钉出十五只木箱,每只工值一角,这样一个月才能挣得四十多元,维持生活。我很俭省,一日三餐之外,只抽廉价的春燕牌香烟,鲲鲲几乎没有零食,纵有也不过是一块糕饼或一块锅魁罢了,所以每月四十多元已经足够。为了钉出十五只木箱,白天做了,晚饭后还得去加两个钟头的夜班。夜班做了,回到家里,再教鲲鲲的英语夜课。夜课教了,他去睡了,我便在灯下编写他的英语课本。那些年的中学生英语课本只能算是左倾政治初级课本的英译,可笑之至,我不采用,所以自编。摘帽时,我已编到同时也教他到第七册了。后来总共编了十册教他读完。还有一本《片语ABC》编完了来不及教他,我们就告别故园,到县文化馆去了。说是为儿子编课本,其实也是为我自己进修。就像古人日日耕田夜读书一样,我们是白日钉箱夜读书。我的生活是充实的。摘帽后,心中也快活了,钉箱更有劲了。
可怕的是停电。电停了,圆盘锯不转,我领来的那一大抱原板就不能裁锯成箱板,只好坐等电来。等得不耐烦,便回家读书。读书心慌,读不进去,惦念着电是否已来了,便叫鲲鲲跑到社内去看。他若看了跑回来一路欢呼“来了来了”,我便赶快跑去抢用圆盘锯。停电,对月薪制工人说来,落得清闲,有的人还巴不得,而对计件制工人说来,便是断粮。白天停电,停几小时,夜晚电来了,就得去加几小时的班。这样,有许多次我都是做到半夜过了才回家,儿子一个人在床上等我,等呀等的等睡着了。衣裳还未脱呢,看了心酸。
摘帽后第七天,何洁被放回家。她在焦山上金堂县监狱拘留审查一年零一个月,被人牵连的问题早就审查清楚,不成其为问题了。可是有那些恨我也恨她的官员,挖空心思,罗织成罪,安心要把一个无权无势无背景且无辜的“右派”婆娘置之死地,并加以利用,以满足他们派性斗争的需要,硬是抵着不叫放人。现在放回来,只是为了罗织得更周密,整得更惨。我与何洁都是幼稚的软弱的知识分子,遇人总往好处去看,遇事总往好处去想。我们以为四人帮时代总该要结束了吧。我们忙着重整家园,做明天的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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