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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归国留学生却比传教士多一层悲壮的色彩：传教士可以带着无论多少遗憾离开中国而回归自己的本土。留学生则不然，他所“批判”的正是他所热爱的，因他的激烈批判而排拒他的，正是他想要归宿的本土——他本身毕竟不是“外国的”。

胡适晚年再申“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其实就是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的现代诠释。倘能宁愿不自由，又有何事不从心所欲呢，自然也就不会逾越什么规矩了。不论台湾的自由有多少，胡适是把它视为“自由中国”并作为归宿之地的。胡适一向是“不知老之将至”的，他还想对增进中国的自由做贡献。但不论台北当局还是胡适的朋友和追随者，都更希望胡适仅做一个偶像。别人拿他当偶像，他却还想干实事，故胡适虽与各方面都肯周旋，仍然是哪一边都不能十分讨好。他晚年的境遇，也只有以“宁愿不自由”的心境，过“也就自由了”的生活。

或可以说，胡适处于一个新旧中西杂陈的时代，他既因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开了风气，又因种种原因与时代疏离，他的理想大半都成梦想，这大约是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如鲁迅所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33]希望与梦，相去不远。没有梦想，何来努力？

鲁迅是听过章太炎讲《说文》的，而《说文》对“道”的界定，即“所行也”。胡适历来主张一种“实验的精神”，他给“中国文艺复兴”下的定义，即“一种自觉的尝试”。[34]就像他在“尝试歌”中所说的：“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35]毕竟，他已经实践了其所提倡的“实验的精神”，何况还留下那么多他人难望其项背的成功，以及一条可能通向希望的道路。

胡适说过：“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人怎样来评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余英时师在引用了胡适这段话后说：“胡适毫无疑问地已尽了他的本分。无论我们怎样评判他，今天中国学术与思想的现状是和他的一生工作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学术与思想变成什么样子，那就要看我们究竟决定怎样尽我们的本分了。”[36]

余先生虽然只说了学术与思想，但他的话完全可以推而广之。谨以此与读者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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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人的演说都收入《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1919年3月1日，出版地未标出，大约是北京。

[2] 两次翻译分别见胡适日记，1917年2月8日、1921年4月30日。本书所用胡适日记为亚东图书馆1939年版《藏晖室札记》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胡适的日记》上下册，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8册，以下简作胡适日记，加年月日。

[3] 胡适的《非留学篇》刊于1914年的《留美学生季报》第3期，原报难觅，本书所用，是王汎森先生所赠之手抄本，特此致谢。《非留学篇》现已收入周质平主编的《胡适早年文存》，第349—377页。

[4] 胡适日记，1915年3月22日。

[5] 胡适：《说儒》，《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商务印书馆，1935，第57、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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