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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适文存》（本书所用《胡适文存》初集和二、三集，均为上海亚东版，以下均作《胡适文存》加集、卷数）二集卷三，第92—94、100、143页。

[20] 然而在吴稚晖眼里，胡适基本是个纯粹的“文章士”，不像梁启超还可能有事功方面的贡献。吴氏曾明确指出，国学书目一类事便“止许胡适之做，不许梁卓如做”。参见《吴稚晖先生来信》，《晨报副刊》1923年10月15日，第1—2页。

[21] 胡适留学之初，即“反观国势”，立志要“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见胡适日记，1915年5月28日。

[22] 《谈话录》，第156页。

[23] 如梁启超也曾自谓其对于晚清思想界“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89页。

[24]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68页；胡适日记，1915年2月20日；《谈话录》，第299页。

[25] 原件照片已影印在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插页。

[26] 《谈话录》，第96页；《年谱长编》第9册，第3398页。

[27] 另一位曾开风气者严复在去世前不久也说：“旦暮入地，睹兹世运，惟有伤心无穷而已。”严复：《与熊纯如书》（1920年7月10日），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第708页。开拓者的遗憾，或也是共同的？

[28] 《胡适致陶孟和》（1918年5月8日），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以下简作《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62—63页。

[29] 朱自清：《动乱时代》（1946年7月），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3），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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