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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胡适不仅了解“美之乡民，以为凡中国人皆洗衣工”；而且在康大校园里就曾数见种族歧视的事例。在胡适就学于康大期间。该校的白人女生以种族歧视，曾两度试图拒绝有色人种女生同住校舍。两次事件中，民族主义情绪其实颇足的胡适都是站在反种族歧视一边的。1911年的第一次，校长否决了白人女生的请愿。三年后该校白人女生再次上书校长要驱逐两黑人女子出女生宿舍。校长初已同意。康大世界会的人乃力谋挽回之。此时已经以“最痛恶种族恶感”而著称于校的胡适积极参与了此事，为之写信给该校日报，终使校长收回成命。[7]
胡适同时也知道，就是那些主观上颇同情“弱小民族”的美国人，其下意识中仍有自我优越感存在。他参加的康大学生世界会，其成员除外国学生外，就是比较喜欢和同情外国的美国学生。一日有菲律宾学生演说宣传菲自主，而世界会有人却“嗤之以鼻”，并有美国学生对胡适说，美国如果让菲律宾人自主，不过是让日本人来侵占罢了。胡适听了，“鼻酸不能答”，只好点点头，回来后慨叹道：“呜呼，亡国人宁有言论之时哉！如其欲图存也，惟有力行之而已。”[8]同情外国的美国人之观念尚且如此，胡适能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吗！此时他已定下了爱国救国不能徒发空言，而必须落实在行动上的决心。胡适很清楚，不能自立，就谈不上自主，谈也无用。来美不到一年，他对西方人的了解已较深入了。不过他对美国主要是见其好处，说的时候更基本不说其坏处，也是事实。
胡适这种对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之光明一面的倾慕，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号称十二三岁就已是无神论者的他，竟然于1911年入了基督教。1911年6月中旬，胡适得知他的好友程乐亭去世，心中难受，就去参加基督教会办的夏令营，想“借彼中宗教之力，稍杀吾悲怀耳”。在夏令营期间，连日听有名传教士演说，特别见到他中国公学时的同学陈绍唐因入教而“言行真如程朱学者，令人望而敬爱”，颇觉耶教“变化气质之功，真令人可惊”，遂有“奉行耶氏之意”。他在6月17日给章希吕写信，讲到在基督教夏令营这些感受，还说“现尚未能真正奉行，惟日读Bible［《圣经》］冀有所得耳”。但第二天再听陈绍唐讲教义，“大为所动”，决定“自今日始，余为耶稣信徒矣”，那天晚上即在讲道时当场起立自愿入教。但是胡适终不能与耶教相得，从1912年起就逐渐“淡出”而脱离了教会；几年后回想起来，又认为是教会“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反而“起一种反动”，深恨教会这种玩“把戏”的行为。[9]
周明之先生对胡适的加入基督教有颇为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无神论者胡适之所以能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先已接受了西方文化，并将基督教作为“优越的”西方文化之一部分而接受。[10]而传教士正是最强调文化的“整体性”的。的确，胡适在中国读书的十多年间，正是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确立之时。胡适的入教，正像其割掉辫子留诸国中一样，也确实有想疏离于“野蛮落后”的中国而认同于“优越的”西方之意。而且，就是他后来大讲的世界主义，其中也不无此类蕴涵。有意思的是，胡适的最终捐弃基督教，却是根据的文化可分论。他在对西学有较多把握之后，就将西方文化一分为二，在基督教的传播方式上看到了与中国的“村妪说地狱事”、塑造“神像”、“佛教中之经咒”以及“道家之符箓治病”等同样“野蛮”之处；基督教既然与“野蛮”的中国相类似，其不属于那“优越的”西方即不言自明，当然也就不必对之尊奉了。
同时，胡适对基督教的反感，还在于更早就有的对传教士和整个西方在中国行为的不满。就传教士个人来说，他们到异端国家去就是为了教化化外之民，所以“当和我们一起时，总带有傲慢的保护者的高人一等的神态”。胡适在谈到传教对象时无意中从“化外之民”转换到“我们”，说明这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那自然只能是在中国。这里的传教士已经有些“文化帝国主义”的意味了。就基督教国家来说，到1915年胡适因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而心绪烦乱时，更直接指斥它们对待弱小国家全持帝国主义态度，完全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在把这些“野蛮”和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西方事物拒绝摒弃之后，胡适心目中的“西方”就只剩光明了。故文化可分论虽然使胡适捐弃了“西方整体”之重要部分的基督教，却也同时净化了他心目中的“西方”。他能长期看到西方的光明一面，正在于此。胡适思想行为表面上的矛盾现象，由此视角去观察，也就没有什么矛盾了。
周明之先生注意到，胡适与基督教之间这一段合离，与他本人在美国留学时从初无太大信心到恢复自信的始末，几乎是同时的。[11]的确，胡适一生在生活经历的转换时，一开始似乎都不够自信。而其成功的经历，大致都有一个开始时的小挫折。此次的因情绪波动而加入基督教，也很像在上海初为受人轻视的小乡下佬。但不甘落人后的胡适不仅聪明过人，其能吃苦奋斗的精神也十分特出。他初入美国学校时，体育对其是一大挑战。开始他“一无所能，颇以为耻”。但体育是必修，不过关是不行的。胡适只好“竭力练习”，三个月后即见功效，已能跟上了。体育是小事，要跟上所学的专业，就更不容易了。首先对外国人来说，英文要过关就不那么简单。胡适到美后，仍像初到上海时专攻弱项一样，“数月以来之光阴大半耗于英文”，结果确有进步。后来他慨叹说：留学非易事。所处异国，“风俗之异，听讲之艰，在在困人”；完成同样的课业要耗美国人一两倍的时间。这些都是有生活的经验作底子的甘苦之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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