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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进一步揭示了胡适的世界主义或大同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成分。胡适就“人群之推广”指出：“自一家而至一族一乡，自一乡而至一邑一国。”这正是西人论民族主义起源最常说的话。但胡适意不止此。他说：“今人至于国而止，不知国之外更有人类，更有世界，稍进一步，即跻大同之域。”所以，“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也就是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重要的是人类不仅仅是一团体，而且是一目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在这里特别明显（康德和格林均同）。这样，胡适就把中国“道高于国”的传统观念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准则结合起来，构成了他以“世界的国家主义”为核心的大同学说。

三 祖国：你如何爱他

胡适知道爱国与爱主义有时会矛盾，他持和平主义的德国朋友墨茨，欧战起而不愿从军，就远避他国。胡适说他“非不爱国也，其爱国之心不如其爱主义之心之切也，其爱德国也，不如其爱人道之笃也”。但胡适也指出这正体现了墨茨只能是一个“理想家”。如果不能鱼与熊掌兼得之时，胡适自己究竟爱那样更甚，用他的话说，要等到国家危难时才知。他在1916年9月作的白话诗《他》中说：“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倘有人爱他，更如何待他？”日记中说是因东方消息不佳而做此自调，并加注说：“或问忧国何须自解，更何须自调。答曰：因我自命为‘世界公民’，不持狭义的国家主义，尤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故。”可知其虽自命为世界公民，大致也像当年自命为新人物一样，并不能完全认同理想上的世界主义。同时，也可知胡适虽爱国而有时做得像不爱，但发誓祖国有难时将体现其爱；最后更暗示若有别人爱，则自己或者宁可做些看上去不怎么爱的事。[24]

在胡适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些细微的区别：一个是心与行动的区别，心可甚爱，行动则不必一定参与。一个是参与是否能改变局势的区别，如果不能，则如他的好友许怡荪眼中高卧南阳的诸葛亮：“诚知爱莫能助，不如存养待时而动。”所谓待时而动，就是参与能改变局势的时候，就要动。后来抗日战争起，胡适觉得他能起作用，也就参与了。不过，他自己也一直有要以不朽来报国献世之心，故每引歌德的例子自安其心。歌德说，他凡遇政治大事震动心目，就全心全意致力于一种绝不关系此事的学问以收束其心。当一向主张和平不争的韦莲司也为战争所激动，因报名从军未得批准而“感慨愤懑”时，胡适又将歌德的话转赠女士，果然生效。[25]

在理想的层面，胡适或者真希望世界一家。他曾对本城一牧师说，“今日世界物质上已成一家”，并举航海、无线电等为例；而世界“终不能致‘大同’之治者，徒以精神上未能统一耳，徒以狭义之国家主义及种族成见为之畛域耳”。胡适自己就一向努力消除种族成见。他知道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但以为举国皆苦力、洗衣工，不知何者为中国之真文明”。他到处演讲的一个动机就是要“清除此种恶感”。[26]世界若真能一家，胡适就可脱离不甚高明的中国人之认同而成世界公民，当然也就不受“种族成见”的影响了。但一“家”与世界公民并非同一概念。一家也好，大同之治也好，这些词语的使用说明胡适自己所持仍是中国观念。而且他一向心细，事情要反复想过。世界一家当然好，但现在实际尚未一家。胡适虽然以歌德自居，以安其心，还要能自圆其说，且眼下的危机也不能不顾，所以每不得不再进而自解。这一点在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起的中日危机上，表现得最充分。

早在1914年8月初写的一篇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中，胡适就预感到战争可能波及中国。那时他已经据比利时抵抗而失败的例子，判断“吾国即宣告中立，而无兵力，何足以守之”！十天后，日本参战以得青岛之势已明，胡适还希望日本得青岛后“或以归中国而索偿金焉”。这个想法，“人皆以为梦想”。但胡适自有所本。原来他认为“他日世界之竞争，当在黄白两种。黄种今日惟日本能自立耳。然日人孤立，安能持久？中国者，日之屏蔽也。”所以，胡适觉得日本会为中国得青岛。黄白种争，本当年革命党人的口头禅，足见中国公学那段经历暗中仍在影响胡适。不过，胡适对国际政治的理想化和“乐观”，也的确超乎常人，难怪他的同学都笑他“痴妄”。[27]

但是胡适此时还没有想到假如日本的行为证明他确实“痴妄”，中国应何以处之。他在夏天与女友韦莲司讨论过这个问题，韦女士主张取不争主义，胡适则持两端，觉国防也不可缓。到11月的一次演讲中，他仍主一面讲国际道义一面准备国防。但在同月韦女士将去纽约时，两人又谈及不争问题。韦女士重申不争胜过争，她也以比利时为例明确指出，中国不抵抗日本侵略，损失虽大，若抵抗，则损失必“更大千百倍”。胡适已有同感。[28]但日本的威胁是明显的，争与不争，都要有个解决之道。

到12月，胡适终于决定接受韦莲司的观点，并“决心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他因而从根本上考虑和论证中国的国防问题。胡适以为，今日世界之大患是强权主义，也就是以所谓“天演公理”为思想基础的弱肉强食的禽兽之道。他显然已读过更多的西学著作，认识到“天择”之上还有“人择”，养老济弱，就是以人之仁来救天地的不仁。他在那年早些时候写的《非留学篇》中认为中国旧文明不适于今日之时代和世界，其中之一即“人方倡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理，我乃以揖让不争之说当之”。今思想既然扭转，胡适乃专以此说来纠正优胜劣败之西说。他再读中国古代的老子、墨子，就发现其以争斗或不争不斗来区别人禽（其实儒家亦然）是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可以用来构建他的大同主义。这样，对胡适来说，西方的“人择”说就起到了为中国传统思想正名的作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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