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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周刊》：但你不觉得现代人自我都很大。

陈丹青：那叫什么自我。那是自卑。

《新周刊》：你和木心的关系应该怎么比方恰当？

陈丹青：你真想“恰当”，就不要比方。我还会再遇到一个木心吗？如果你珍视我和木心的友情，以后见另一对好师友，你说，你们真像当时的木心和陈丹青。你以为他们会高兴吗？

他们可能有木心和我没有的另外一种关系，另外一种友情。珍贵的关系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

木心给了我庞大的立场，还给我无数细微的立场。有一次在餐馆，我问邻座老太太是不是意大利人，果然是，我就得意——平时我喜欢辨认各国相貌，那会儿又正好刚去过意大利——几年后一次谈起虚荣心，木心就说起那次，说，你刚去过意大利，你想证明你的虚荣（我忘了原话怎么说的），他说人难免会这样，但要克制，这是随口就来的虚荣心。

你看，这么微妙的小事，他会点出来，一点，我面红耳赤。修养是很具体的，像禅宗，一件小事、一件小事。你可能很有教养，可是一句话熬不住，失了教养。

《文学回忆录》里到处是这种意思。

《新周刊》：我们这个时代粗鄙，不讲究这些。活在一个很粗的形式里面。

陈丹青：语言失去了，并不就是语言的事。

《新周刊》：木心是个老派的人吗？他的老派里也带着一种新派。

陈丹青：当你说他老派，我们是新派吗？我们新派，是因为成天捏个手机，发微博？

要说文学的新派，木心比现代诗那些角儿早太多了，四五十年代，大家还没生出来，他就在读兰波之类，也读李广田、何其芳，心里有贬褒。他又通古文，你读他律诗，那是老派。问题是会做律诗的老派角儿很不少，谁会像木心那样迷恋什么高蹈派、意象派、象征主义、意象主义？

当然他是老派。他的背景和作风是十九世纪顺到中国来，清末民初有这么一批书生学西方文人的做派，后来这类人遭殃了，改穿中山装，挖泥塘去了，写写检查，能不死就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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