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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奇怪，歌德虽然是个德国人，但却总与自己的同胞有一定的距离，同时也不像莎士比亚和但丁那样为世界所震惊。主要的原因是，他的一百五十多部著作，只有不到二十部被译成别国文字。《浮士德》这部德文的民族诗剧，只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才把它译成法文。歌德始终不能像莎翁那样，把自己的全部杰作向世界推荐，正由于此，也和达·芬奇一样，其影响从来没有达到过拉斐尔影响的深远程度。

更值得提到的是，甚至德国人也只知道这20部著作。比之席勒作品的主人公，歌德塑造的人物鲜为人知。歌德的与席勒相仿的全部剧本至今搁置在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荷兰等德国本土以外的国家。青年时期，他在一个剧本里塑造了德国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晚年，在他的长篇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里，他描写了德国小城镇的生活，但是由于他用了完全不对德国人口味的六韵步诗体，作品的流行受到了限制。歌德三部伟大小说的主人公，或者他的诗，除了那些进入音乐领域的，从来没有进入过德国人的内心生活；曾在国际上风靡一时的《维特》，今天读起来也很艰涩。唯一使歌德与德国人联系在一起的是《浮士德》，这部作品确实家喻户晓，这部爱情悲剧通过诗歌、绘画、音乐、戏剧、歌剧、书籍的形式，成了德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但并不是这个爱情故事本身感动德国人的。这是因为歌德把德国古老的历史人物浮士德博士同魔鬼打赌的故事，根据欢乐的德国狂欢节的形式，改编为游行剧，深深受到德国人的欢迎。他把妖怪、神仙、魔鬼、精灵，都写成德国人日常遇到的哲学问题，什么是可以做到的，什么是被禁止的，什么是可以获得的，什么是需要经过斗争才能获得的，这些问题一直在牵动德国人的神经，犹如一度在路德餐桌上的话题，从信念到疑虑到人的本身，范围十分广泛，而《浮士德》恰恰反映了德国人的全部希望。

对歌德自己来说，他在两个主要人物的身上都看到了自己。他既是浮士德，也是靡菲斯特，一个毫不比另一个逊色，正由于此，他抓住了德国人所缺乏的东西：内心的充实的安全感。人们确实也可以说，浮士德的问题，也是歌德的主要问题，也是他年轻时期的初期作品，和八旬以后老年时期作品的主题，即追求片刻幸福的问题。这是哥特人、北欧人、日耳曼人不能保持片刻宁静的性格，使他不能像南方人民，气候和性格所赋予他们的那样安闲地生活。他在热情面前犹疑不决，他害怕作出决定，他年轻时期希望冲破的四个牢笼，后期又继续维持和它们半死不活的关系，而最主要的，也即他自己提出的，永远无法解决的，关于片刻的幸福为什么不能保持住的问题，这一切都是因为深重的北欧人的性格决定的。在这些矛盾面前，贝多芬总是能在他交响乐的尾部，以愉快的音符给予圆满和谐的结局；但歌德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摆脱矛盾，因为他对于真理的热爱，远要比他创造美好生活的意愿强烈。

但是，他还是找到了解决矛盾的办法。这就是同伦勃朗一样，在光明的旁边总是画上一道阴影；这就是靡菲斯特对浮士德的诉苦和问题给予的嘲弄性的回答；这就是上帝和无止境欲望的泰坦之间的竞争，这就是他决心献身于研究一切自然现象；这就是他六十年来不倦的努力和献出他认为是自然赋予他的一切才赋。

德国人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这是使德国人无法享受生活，享受和谐的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使德国人的行为有时表现为兽性有时表现为奴性，这一点在《浮士德》作品中占有很大比例。这种永不休止的不满足，不愉快，歌德只有借工作来平息。歌德一生中能平静地享受生活的日子很少，他享受到真正的和谐，严格说只是在他60岁写了光辉的《西东诗集》的篇章以后。

在不断的内心震动和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中，在围绕着驱使路德一度出家又还俗的哲学和生活的斗争中，由德国土地培育出来的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是个典型的德国人。

让我们暂且留在他的50年代。当时，德国思想界处在它的全盛时期。歌德、康德、贝多芬亲耳聆听到迎来一个新世纪——19世纪的钟声；听到这一钟声的，还有席勒、赫尔德、海顿，以及年轻的天才舒伯特、洪堡兄弟、荷尔德林、叔本华和黑格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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