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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把这个德国人当做新世界的发现者来欢迎，这件事正发生在拿破仑登基加冕的前几周，巴黎对于拿破仑称帝竭尽全力加以宣扬和大肆铺张，亚历山大回国的消息更为其烘托了气氛。在这段时间里，亚历山大结识了一个叫克里奥尔的年轻人，这是个拥有百万财富的公子哥儿，生活的优裕和闲散，使他不知道什么是世界上的快乐，整天郁郁寡欢。亚历山大利用从这个年轻人的家乡搜集来的故事，和在他祖国的土地上采集来的却又是这个年轻人很少看到过的动植物标本，点燃了这个年轻人对生活的兴趣，他就是西蒙·玻利瓦尔，关于他和洪堡的友谊，我们将在另一本书中专叙。

当这个35岁的大自然的发现者在巴黎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举杯豪饮时，他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法国人。

但是一年以后，当兄弟俩在罗马再次团聚时，兄弟情谊有如一股涓涓细流，淌满了他俩的心田。他们论今颂古，从艺术、自然、历史、地理，到当时政体、时事，高谈阔论，无所不议。意大利是日耳曼自古以来对南部的梦想在思想精神上得到充分实现的历史见证人。威廉对游学归来一度传说已经死去的兄弟献上自己最动人的诗句，亚历山大则向威廉献上自己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论自然》。于是这对兄弟就被人称为“德意志神圣的孪生兄弟“，他们自己也开始感到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对于威廉来说，考古学无疑是要求简朴的箴言。他很快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名望所吸引，而不甘心人后。国王召他回柏林担任教育部长。在拿破仑的反对下，他在1810年创建了柏林大学，这在当时只有理想主义者才能完成这样的事业；但是当他邀请已在巴黎的弟弟也到柏林来时，亚历山大拒绝了，虽然他在巴黎除了自己的朋友外，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今天，柏林大学的校园门口，矗立着兄弟俩诗人般的大理石雕像——这就是他们历史的写照。

同所有的德国知识界的先进人物一样，洪堡兄弟也严厉地批评自己的同胞。亚历山大曾经写道：“在伟大的法国，人们不会受到小资产阶级吹毛求疵唠唠叨叨的烦扰。这在柏林和波茨坦却比比皆是，人们几个月的为被歪曲了的形象而痛苦忧伤，而这一被歪曲了的形象却正是他自己薄弱的意志所造成的……我在这里生活得很不愉快。人们的情绪比沙漠和灰蒙蒙的天空更坏。“威廉写信给他妻子说：“同柏林相比，维也纳显然神圣得多。只要想想那沙土，松树，毫无艺术加工的周围，一切都显得那么贫乏……人们无法想象笼罩在这里的一片冷漠、枯燥、乏味……我想我应该离开这里，永远和它告别，这里的一切太可怕了！“

威廉还十分精辟地总结了德国的问题：

“德国人之爱德国“，他写道，“确实与别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不同。这里由一种看不见的感情凝聚在一起而成的。这不仅仅是对土地的爱，而是对日耳曼精神和感情的向往，人们可以从任何地方感觉到这一点，而且这种感情是可以移植的。“

最后在1814年，这对兄弟在巴黎重新喜剧式地团聚。他们中的一个与反拿破仑的盟国一起进入巴黎，他匆匆忙忙地寻找安静地坐在书房学习的另半个法国人。弟弟为哥哥做向导，指给他看卢浮宫里的拿破仑从罗马偷来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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