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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拉附近，两艘担任护航的舰艇与“施托伊本“号会合，分别是T-196号鱼雷艇和TF-10号扫雷艇，鱼雷艇上搭载着另外200名难民。这两艘护航舰都是老旧舰只，他们的出现并未激发起“施托伊本“号船员们的信心。两架苏军飞机突然出现，投下的炸弹险些命中T-196号鱼雷艇，随后，两架飞机迅速钻入云层消失了。经过这番惊吓，这支小小的船队以12节的航速向西行进。

马里内斯科和他的S-13号潜艇仍在这片海域。完成对“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袭击后，这艘潜艇一直潜伏在海底，1月31日，在电池即将耗尽的情况下，这才浮出水面。马里内斯科立即给喀琅施塔得(Kronstadt)的上级发去电报，报告说他击沉了一艘排水量20 000吨的船只。上级对他的汇报持怀疑态度。1944年10月，他也声称在但泽湾击沉一艘5 000吨的船只，但事后证明，被他击沉的是“齐格弗里德“号，这艘小型近海轮船只有563吨。不管怎样，马里内斯科决定继续留在这片海域，2月6日，由于大雾，他的潜艇差点与一艘迎面驶来的德国潜艇发生碰撞。2月9日晚，苏军潜艇的瞭望哨发现了为“施托伊本“号担任护航的一艘舰艇腾起的烟雾中微弱的火花，寒冷、清澈的夜空中，火花的闪烁清晰可见。在纯属偶然的情况下，德军护航舰艇径直向S-13号潜艇驶来，马里内斯科立即命令实施下潜。30分钟后，S-13号潜艇再次浮出水面，马里内斯科和他的军官们借着天空的映衬，看见了三艘德国船的轮廓，就在4公里外。他们将那艘最大的船判断为德国的“埃姆登“级巡洋舰，于是再次下潜，准备实施攻击。2月10日凌晨1点前，马里内斯科下令后方鱼雷发射管发射两枚鱼雷。

两枚鱼雷都击中了“施托伊本“号的右舷。起初，这艘邮轮似乎仍能保持漂浮状态，但爆炸发生的15分钟后，她突然发生倾斜，开始向下沉去，先是倾向一侧，接着又歪向另一侧。船上的人朝救生艇冲去。对船舱里的伤兵们来说，逃生的希望微乎其微，海水涌入舱内时，许多人开枪自杀。负伤的空军上尉弗朗茨·胡贝尔，是这艘下沉的邮轮上最后几名逃生者之一：

一阵可怕的喧嚣将我从沉睡中惊醒。整艘船颤抖着，不禁让人感到她随时可能发生崩裂。相邻的各个舱室，所有人都在惊呼、尖叫，医生和护士们站在门前，轮船猛烈倾斜，忽而向左，忽而向右，仿佛在决定朝哪一侧翻覆和沉没。那些尚能站立的伤员，随着船只的倾斜被甩向相应方向的墙壁。躺在床上的伤员跌落下来，被抵在墙壁上，我们相互挤压，造成的伤害甚至比原先的伤势更重。

作为逃生的第一步，医护人员告诉我们相互帮助，穿上救生衣。我们照办了。我把外衣套在救生衣外，站在身边的一名战友帮我把衣服扣紧……惊慌中，我和我那些战友们试图赶至通往上层甲板的舷梯处。不幸的是，此刻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轮船发生了严重的倾斜。我们等待了片刻，等邮轮再次朝另一方歪去，这才设法赶到舷梯处。我们已获悉邮轮被两枚鱼雷击中，但防水舱壁依然完好。尽管遭到袭击，我们还是期盼“施托伊本“号能靠其自身的动力继续行驶。

现在，我们终于光着脚来到上层甲板，刚刚踏上钢铁甲板，我便感觉到外面冷得厉害。夜色漆黑，邮轮不停地从一侧歪向另一侧。

我看见数百名伤员、医生、工作人员和护士从甲板上跳入海中。我试图攀至邮轮的最高处，希望那里会是最后被淹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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