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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述论稿》三四页。按章嵚论安史之乱有远近四因：（1）设立节镇；（2）重用蕃将为远因；（3）攻伐奚、契丹；（4）溺惑嬖宠为近因（《中华通史》下册）。吕思勉亦承认（1）（2）两条，并称禄山之发动叛变，系与国忠不和。（《白话本国史》三册）傅安华在其《唐代安史之乱的发动与扩大》一文中，以为（1）之说不外承袭《廿二史劄记》，（2）之说本自《旧书·林甫传》，然多设节镇与重用著将，均是适应某种需要而发生之制度或政策；并无主动某事件发动之力量。此种制度或政策，运用可以有利，亦可以有弊，运用方向之决定，系依赖于其他条件，所以（1）（2）两事，并不是发动之原因。彼以为凡毗邻之两种民族，如果经济发展相差极远，则经济条件较低者为物质享受所引诱，必向经济较优者施行侵略及掠夺，此为禄山发动叛变之原因，其立说之根据有二：（甲）禄山部属是一个胡人集团（引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己子“，“唯与孔目官严庄、掌书记高尚、将军孙孝哲、蕃将阿史那承庆、庆绪同谋“，“十四载五月……以蕃将三十九人代汉将“）。（乙）当时中国之经济条件，确能引起胡人觊觎。又扩大之原因亦有二：一、当日社会下层已酿成普遍不安，大暴动之机，已经成熟。二、兵制废弛。（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五五期）概言之，傅说似比章、吕有进，玄宗对禄山，根本在过度信任，蕃将或非蕃将尚是次要问题。唯是欧、美资本主义之侵略，初非经济条件比我较低。以言中亚经济，汉以前早铸用金币，彼中商人能转运我国缯帛，赴西方牟大利，又《汉书·西域传》言：“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则胡族经济条件是否较低，尤成疑问。至禄山起后，农民响应者史册上几等于零，响应者却有九姓府六胡州诸胡及武威九姓商胡，（《通鉴》二一八—二一九）所谓大暴动之机，亦乏充足之信证。窃以为由唐廷言之，错在边兵失调，过度信任禄山而招惹其野心，由禄山言之，则是为当日中国经济繁荣所引诱，如此说法，较为浑括。若过分迷信禄山兵力，吾人只须看长安收复，主力靠回纥四千骑，及禄山之窘急图却，此疑便可以解。《唐代小说研究》云：“安禄山是胡人，玄宗要藉他统治北方胡族区域，不惜以各种方法表示宠异，以图结欢。“（旧版一〇〇页）即承陈氏之误解，而且看得玄宗过高。

153.部名只得十二，今《学海类编》本《安禄山事迹》中卷作“二十三部落“，亦许是“十二“之倒衍。林应是思结之别部，奚应是奚结（参前第二节；《学海》本正作奚结，惟讹为蹄），蓬子一名未详。此外《学海》本尚讹契苾为契丹，思结为恩结，并校正于此。

154.《旧书》二〇〇上：“肃宗理兵于朔方，使中官邢廷恩追朔方、河东兵马，光弼入土门“；《新书》二二二上：“属潼关溃，肃宗召朔方、河东兵，光弼引还“，叙事大致相类。按潼关陷在六月九日辛卯，肃宗则七月九日辛酉始至灵武（朔方），潼关溃时肃宗尚无权追召外兵，如果系肃宗在朔方追召，则其事应在七月。《通鉴》二一八只书光弼引还于六月末，（参前引《事迹》中）不言追召，当因《旧》、《新》两书叙述不明之故。

155.兴平节度，至德元年置，领商、金、岐等四州。

156.《旧·地理志》列举节度、观察等使四十四镇，《廿二史考异》五八以为“据太（大）和中方镇言之“，钱氏大约因宝历元年改鄂岳观察为节度，至大和五年而复旧，《地志》称“武昌军节度使“，故有此论定也。但考《新书》六四《方镇表》，乾元元年置振武节度，领麟、胜等州，上元元年置鄜坊节度，领鄜、坊、丹、延四州，贞元三年置夏州节度，领夏、绥等州，此后无甚大更革，今《地志》不见振武三节度，所领州仍分附邠宁、朔方二镇之下，则非尽合于大和制度可知矣。

157.巴尔托勒（Barthold）《蒙古时代前之突厥史》言，七八二—七八七年（建中三—贞元三）布哈尔筑造长城，或用以防御吐蕃。又《新·传》称贞元十七年吐蕃与康国兵出现于南诏。

158.《云南土俗现代地理分布》。（《史语所集刊》七本四分四三七—四三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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