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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宗即位，年仅十二，专事游戏，赏乐工伎儿，辄以万计，“强夺波斯之宝贝，抑取茶店之珠珍“（《考异》二四引广明元年正月侯昌业疏语），宇内扰攘，迄无闻见，陈敬瑄至以赌毬第一得三川。卒之，两幸兴元（末次光启二），一次入蜀（中和元），计光启元年（八八五）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蒲陕，诸葛爽河阳、洛阳，孟方立邢洺，李克用太原、上党，朱全忠汴滑，秦宗权许蔡，时溥徐泗，朱瑄郓齐曹濮，王敬武淄青，高骈淮南八州，秦彦宣歙，刘汉宏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国命所能制者只河西、山南、剑南、岭南四道数十州（《旧书》一九下），其不及身而亡，幸也。

降至昭宗，内外交逼，志欲兴复，然听断不明，任用非人，刘季述画地以数罪，杨复恭致怨其负心（复恭与其假子守亮书），在位十七年而一胁于华州（乾宁三，韩建本忠武军牙将），再幽于少阳（光化三，中尉刘季述等），三困于凤翔（天复元，李茂贞本姓宋，光启二年之扈跸都头。天复二年六月，朱全忠即朱温围凤翔，是冬，城中食尽，复大雪，冻馁死者无数，或卧未死，肉已为人所咼，市卖人肉，斤直钱百，犬肉直五百，诸王妃主一日食粥、一月食汤饼，亦不能供），四迁于洛阳（天祐元，全忠），唐不亡于黄巢而卒亡于巢之降将朱三（即全忠；德宗时朱泚亦称朱三），则环境为之也。哀帝只过渡缓冲延颈待戮之一员，更何责焉。

僖、昭两朝所以能苟延残喘，半由内廷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宦官，外朝有保爵禄而拥王室之士族；前者之专横，久为后者所切齿，士族而欲扫除阉寺，势非凭藉军帅不可，永贞命范希朝为京西北禁军都将（见前卅五节），大和使郑注为风翔节度，其往事也。独至唐末，则朝廷欲自动命一镇帅而不可能，崔胤之联结外援，自是不得已之举。全忠久欲自帝，苦无机会，得胤之招，所谓正中下怀，于是乘凤翔之役，杀宦官数百人（天复三年正月），仅逾年而胤亦及祸，逼迁洛阳（天祐元年正月），清流旋绝（二年六月）。两者皆已廓清，可以为所欲为，天祐四年（九〇七）三月，温遂取唐而代之。唐自高祖起至哀帝止，计二十一主（连武后），十五世，先后二百九十年。

唐虽已亡，而昭宗之年号，却仍为数处方镇所沿用，如蜀王建称天复七年，九〇八年始改元武成，吴杨渥称天祐十五年，九一九年始改元武义，秦李茂贞兼用天复、天祐两号（石刻见天复十二、十九及二十，又见天祐十九），晋李克用称天祐，至天祐二十年，存勗始改元同光，此非唐之犹有遗爱也，彼辈既不愿低首下心于梁，乃求所以抵抗及藉口之术，否则自视基础未固，暂取观望态度而已。

第五十节 农民受严重压迫及其反抗

《唐鉴》二二云：“君为聚敛刻急之政，则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故秦之末，郡县皆杀其守令而叛，盖怨疾之久也，唐之盗贼尤憎官吏，亦若秦而已矣。“又云：“自古盗贼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彼所谓“盗贼“，概言之，则反对统治阶级严重剥削之农民也。唐自玄、肃、代、德，暴敛已烈[1]，然犹可勉强度活，入晚唐后，遍地虎狼，逃亡无所，其势变成“官迫民反“[2]，此所以一爆发而立即燎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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