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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雍正帝三番五次催问下,到当年的十月份,年羹尧才系统汇报了允禟在西宁的生活情况,说自己在西宁旁边的一座小城西大通(今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西北)为允禟修盖了临时住所,请他搬去居住;又细述自己与允禟在西宁郊外民房中会面谈话的情形,谈及自己如何让允禟打消回京的念头,并接家属来住。雍正帝连批“真正难为你““好极““奇才““得体“等语,对年羹尧的汇报十分满意。
此时,西宁周边已是遍地烽火,允禟迁居西大通后,年羹尧放在他身上的精力很少,雍正帝似乎也不好在前方戎马倥偬之际再打听政敌消息。直到雍正二年三月,年羹尧才再次汇报了允禟的情况,而且是对其进行参劾。起因是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西南)守军捉住三名形迹可疑的旗人,审问得知是允禟手下管放牧的头目,奉允禟之命前往河州采买草豆、踏勘草场。年羹尧以边口之地各民族杂居、奸细最多,而允禟未告知自己就派人跨地区买卖、踏勘,违抗军法为由,将其参奏。
这道弹章,虽然客观上满足了雍正帝对允禟凡事找碴骂一顿的要求,但主观上来讲,年羹尧可能还是从军事和边疆管理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首先,善于经营的允禟定居西大通后,一直没断了在甘肃、青海等地做买卖。他此行携带巨额金银,且出手十分大方,采买物品不计价格,听卖家索要。使得远近大小商人无不知道西大通来了九王爷,豪爽贤德,遂趋之若鹜,小城西大通一时间竟成了个商业中心。对于允禟这些作为,年羹尧近在毗邻,不会没有耳闻,却未加以限制,也没有上奏。想来那次河州买草,如果不是相关人员被当作奸细抓获,年羹尧也未必愿意多管。
另外,此次参劾后不久,年羹尧又写一奏折,为允禟遮掩起来。他说:“贝子允禟近日行事光景颇知收敛,臣此次路过西大通,未曾见面。盖自臣参奏后,恨臣固深,而其上下人等亦自此始知畏法。臣已留人在彼,凡贝子允禟有何行事之处,臣皆得闻知。“对于年羹尧这样的态度,雍正帝是绝不放心的,他提醒年羹尧:“此人奸诡叵测之人,非廉亲王、允禵之比,此二人真还望其后悔。“又在年羹尧提及自己派人监视允禟处批道:“第一要紧,如此方好。“
在雍正帝心目中,允禟是彻底的敌对势力反动派,绝不可能改悔,也绝不能被饶恕,对待他,只有密切监视、控制,进而挑剔毛病、罗织罪名、除之而后快这一条路,无可动摇。他的这一种态度,当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长期积累、一以贯之的。年羹尧自受命监视允禟之日起,雍正帝即将自己的这一态度向其多次明示、暗示,年羹尧是聪明人,不会毫无察觉。然而在实际的监视活动当中,年羹尧却没有坚决贯彻雍正皇帝的意旨,不但一次参奏之后,又转而为其遮掩,称其“知收敛““知畏法“,还放松监视,使允禟有经营买卖,甚至和传教士穆景远等人交流联络的空间。可以想见,远在京城、鞭长莫及的雍正帝,对此会有怎样的疑惑、是何等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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