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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看，由于宋太祖赵匡胤以陈桥兵变取得政权，北宋初年的文化积累直接承继的是后周柴氏留下的老底子。据陶懋炳说：“后周建国后，制礼作乐，刊印经籍，访求图书，提倡文治，收到了一定的效果。“(41)宋王溥《五代会要》（卷8）更集中记载了后周图书刊刻建设的诸多成绩。早在932年（后唐长兴三年），冯道雕印《九经》，久而未成。后周建立后，终于刊刻成了“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955年（显德二年），后周又将校勘《经典释文》30卷雕成印板。如此等等，不一而述。

北宋取代后周建国，后周重视文化建设与书籍印刷的事实，对于北宋统治者起到了榜样的作用。据说，北宋灭后蜀，蜀宫人入内。赵匡胤见其铜镜背有志“乾德“，不详其意。问大臣窦仪，乃知前蜀有年号曰“乾德“，与太祖年号相同。于是赵匡胤高兴地说：“作相须读书人。“(42)中原政权向来以“中国“自视，赵匡胤武将出身，虽重文治，对西蜀、江南的社会、文化的实际情况却知之不多。北宋建国对书籍印刷的大力提倡，主要源于其所熟知的后晋、后唐、后周以来的文化成果。后周以来国子监多次大规模《九经》、《经典释文》等典籍印刷，对于后来北宋朝野书籍印刷风气的形成不可谓关系不大。此外，为了访求书籍，鼓励民间献书，后周还制定了相应的文化政策加以保证。956年（显德四年）正月，周世宗下诏：

史馆所少书籍，宜令本馆诸处求访补填。如有收得书籍之家，并许进书人据部帙多少等第，各与恩泽。如是卷帙少者，量给资帛。如馆内已有之书，不在进纳之限。仍委中书门下，于朝官内选差三十人，据见在书籍，各求真本校勘，署校官姓名，逐月具功课申报中书门下。(43)

事实上，后周这样的政策在北宋建国以后都得了很好的继承。从那以后，求书、献书逐渐形成制度和风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以下简称《长编》）载：“太祖乾德四年闰八月，诏求亡书。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具以名闻。是岁，《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皆应诏献书，总千二百二十八卷，命分置书府。赐弼等科名。“（此据《会要》）

此外，《长编》（卷22）又载，太平兴国六年十二月癸酉，诏：“诸州士庶，家有藏医书者，许送官。愿诣阙者，令乘传，县次续食。第其卷数，优赐钱帛，及二百卷已上者与出身，已仕官者增其秩。“

由此来看，我们研究北宋的印刷文化传承，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后周打下的基础。而后周对于北宋书籍印刷的影响，我以为还只是制度和风气方面的。以前述刻印儒家典籍为例，后周以来国子监刊刻儒家典籍的惯例就一直延续到了宋朝，为南北两宋所继承。然而，谈到五代对北宋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不可忽略的还有当时的南方诸国。

一、五代时期江南的政治经济形势

南方诸国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与当时南方社会相对稳定的形势相比，五代之于北方，其战争之惨烈尤甚。北方战乱对经济、文化的破坏甚于南方，其结果直接导致北方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移民被迫逃到局势相对稳定的南方。对此，安徽大学郭琳也认为：“五代十国时期，北方藩镇割据，战乱不断，几乎‘无岁不战争’，这使北方的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繁荣的中原文化也日益暗淡，而号为蛮夷之邦的南方，文化日盛。“这才导致当时北方流民的主要逃亡趋向有“漩涡式“和“直线式“两种，其中尤以“直线式“逃亡最显著。所谓“直线式“流亡，即是从北方向南方迁徙，不再回归故里。(44)

当然，客观地说，在五代时期，南方的战乱也有惨烈者。在九世纪末，杨行密与秦彦、毕师铎为争夺扬州，在江淮一带攻伐一度形成拉锯之势。《旧五代史》（卷134）载：光启三年（887）十月，杨行密攻陷扬州城时，“城中食尽，米四十千，居人相啖略尽“。《新五代史》（卷61）的描述更为触目惊心：“是时，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自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45)

战后，扬州“城中遗民才数百家，饥羸非复人状“。随后杨行密又与孙儒、钱镠等在淮扬一带，攻伐不断。为此，邓广铭说：“九世纪末，江淮之间先后有高骈部将的厮杀，秦彦、毕师铎和杨行密等人的相互争战，一连六七年都处在战乱的灾祸当中。“(46)战争的结果，导致这一地区“六七年中，兵戈竞起。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幅数百里，人烟断绝“（《旧五代史》卷134）。北宋司马光说：“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资治通鉴》卷259）此后，“为了自存，杨行密、徐温进行了以后梁、吴越、江西为对手的兼并战争。然而客观地说，当时吴的存在，阻止了朱全忠等的南下，起着保障南方不受北方战乱侵扰的作用“(47)。因此，总体上说，南方这样的攻伐相比于北方，在持续时间上相对要短，且次数频率也大大少于北方。此外，南方战后经济的恢复由于经济发展的保障，也快于北方。据史载，江淮富庶之地，经过六年混战，民生凋敝。时杨行密感到用度匮乏，大臣高勖建议说：“兵火之余，十室九空，又渔利以困之，将复离叛。不若尽我所有，易邻道所无，足以给军；选贤守令，劝课农桑，数年之间，仓库自实。“（《资治通鉴》卷259）最终，杨行密采纳了这一建议。《旧五代史》（卷134）也记载，为了改变荒凉的现状，杨行密一方面“招合遗散，与民休息，政事宽简“，另一方面，“搜兵练将，以图霸道“，对付北方朱温的军事压力。结果，“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资治通鉴》卷259）。而南唐史温《钓矶立谈》也记载：“吴王(48)称号淮海时，广陵殷盛，士庶骈阗。“此记载似乎是说，不到十年，扬州城就重现了昔日的繁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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