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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谷是元祐时人，生活年代与苏轼等人相仿，与梅尧臣友善。尽管潘谷自己也是制墨名家，但他对李廷珪墨同样闻名向往。《说郛》（卷22上）载：“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锭，不为文。理质如金石。潘谷见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见矣。王四学士有之，与此为二也。’墨乃平甫之所宝，谷所见者，其子游以遗少游也。“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8）载有一则名为“刘渊材南归布橐“的故事，说的是一名客游京城的穷书生刘渊材。文曰：“其父召，遂携一布橐回家。乡人疑其橐中有金银珠宝，刘渊材遂曰：‘吾富可敌国也，汝可拭目以观。’乃开橐，有李廷珪墨一丸、文与可竹一枝、欧公《五代史》草稿一巨编，余无所有。“(91)

又，《王氏谈录》载：“公性尤爱墨，持玩不厌。几案床枕间，往往置之。……庆历中，人有持廷珪墨十丸求售。从子参预，托公草文字，恐溷其思，遽令麾去。公后闻之，极为叹惜。后此墨尤难得，而屡以万钱市一丸。“此“公“不知何人，有人说此公是王洙。(92)

由以上记载来看，李廷珪墨自南唐传至太宗、真宗，至仁宗朝已经罕有见者，是故刘渊材、秦观、惠洪、潘谷、王洙等人视其为至宝。按《新安志》（卷10）所记，李氏家墨的传承顺序为：李超（奚超）→李廷珪→李廷宽→李承晏→李文用。

《新安志》（卷10）记载，李文用之后，“墨无传焉。有孙惟庆，今为墨务官。李氏墨，超始知名。珪（或为邽）与宽最精好，承宴而下不能用，家法无足取者“。又载：“世之好奇者，多借廷珪姓名，模仿形制以造之。有至好者，苟非素蓄之家不能辩之。“联系《鸡肋编》（卷下）关于李氏墨的记载，我们看到自李承宴之后，李氏墨已是不如从前了。而自李文用之后，所谓“李廷珪墨“更是日暮西山，已经不行了。那么，自李文用以后，北宋见到的所谓李廷珪墨有可能是旁人借名仿制的。至北宋“宣和年，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也“（《邵氏闻见后录》卷28）。

按照《新安志》所载，五代至宋制墨名家有：李超、李廷珪为第一，廷宽、承晏次之，易水张遇次之，陈元又次之。其中，李氏家墨独占鳌头，分析其中原因：一是制作方法独特，二是烟墨质量优异。是故，宋代罗愿分析说：“不独制作有法，松烟自异。近得歙烟，令造墨，便有廷珪风采，不为浮光。乃知水性随其土地而异。予尝有辨，信不诬矣。“（《新安志》卷10）又有人言，李廷珪当时使用的是油烟，是以桐油焚烧后取得。据说，采用桐油制墨为李廷珪最早采用，在他以前似乎没有人采用此法。想必此法对提高烟墨质量起了关键作用。(93)至于李廷珪墨的好处，宋何薳《春渚纪闻》（卷8）谈道：“余为儿时于彭门寇钧国家，见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断珪残璧，璨然满目。其廷珪小挺，岁久不见胶彩，而书于纸间视之，其墨皆非余墨所及。“

根据罗愿的分析，我们知道制墨质量，方法固然重要，然而当地的土地、水性等地理环境决定了烟墨的质量，也最终决定了墨丸的质量。由此看来，李超制墨没能在北方老家出名，而迁居南方后才始出名，主要是因为南方歙州一带的环境适合造出优质的墨丸。而此地从前之所以无名家，又大概是没有掌握先进制墨工艺的缘故。唐代北方的制墨工艺与南方天然优良的水土环境结合，才成就了五代南方歙州一带制墨业的发达。

事实上，人口、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造成南方在印刷人才、造纸业、制墨业等方面的优势积累，为五代及后来北宋印刷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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